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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3日
 

一、前言
二、出发前一天的全体学生大会
三、出发前的准备和南下的途中
四、在南京
a.南京政府的利诱和压迫
b.示威的一天
c.孝陵卫的绝食
d.押逐出境的经过
五、舆论界对于这次运动的态度
六、尾声
七、青年大众齐向首都卫戍司令部猛进
八、一切工作重新开展
九、关纾事件的意义
十、上海的一幕
十一、我们在归途中
  一 前言
  这次北大同学在南京作英勇的反帝斗争,遭受政府残酷的武力压迫,引起了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太原各地蓬勃的反日运动,终结于十二月十七日南京政府对学生的大屠杀。这个运动虽因帝国主义者代理人的无情惨杀而暂时消沉下去,但它的浪潮已震动了全国民众的心弦;反帝国主义、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这种口号变成了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但因这次运动的主力军,只局限于知识阶级的大学生,未能深入的进到劳苦民众中去,所以一遇到统治者的枪礮和刺刀就不免于惨败;然而,只就这一点看,亦足以证明:即使是知识阶级大学生的革命斗争,也已经使得南京政府手忙与脚乱,已经使得帝国主义者受到空前的威胁。(伦敦泰晤士报,上海大陆报、字西林报一致鼓吹中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手段对付学生。)如果说,北大的示威运动是由学生合法的斗争(请愿)进到革命斗争的第一个转变;那么,由大学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到劳苦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第二个转变,是必然地会产生的。同学们,奋斗吧!
  二 出发前一天的全体学生大会
  自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三省以来,北京大学召集过三次全体学生大会。第一次是在九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为十一月十日;第三次即南下示威团出发前一天的十一月三十日。前二次都是由学生会自动召集的,这里我们须记得:北大的旧学生会是在所谓忠实同志操纵下的东西,耳熟能详的关纾便是旧学生会重要的角色。忠实同志底主要目的,决不是发动一个真正的反日运动,而只不过欺骗同学,敷衍门面,表示北大的学生都在他们领导之下,以便到党部或机关领取津贴。所以第一次大会学生会请了一些所谓名教授——胡适、何基鸿、陈启修、燕树棠、陶希圣一讲演。名教授讲演原来是反日运动之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胡圣人“读书救国”论的收获。但是北大同学究竟不是如忠实同志们所预想的那么简单,所以第一次大会当主席(蒋校长)致辞后,立刻有同学提出变更议事日程,取消教授讲演,讨论对日方略。提案被同学热烈所拥护,教授讲演是取消了;然而当时论方案时,因同学们的意见分歧,主席又始终不肯把罢课问题正式提出讨论;同时同学与教授间亦有执拗的种种争辩,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第二次大会是在日人收买流氓袭击天津的第二天,学生会决定了全体同学应到职承王府向张副司令即头请愿去。“请愿”,也是忠实同志预定要排演的滑稽剧,因为他们对统治者要表示其驯良,同时对同学又要维持其爱国的假面具;既可乘此机会对政府表示殷勤,又可作自己终南之捷径,这样一举而四得的事情,是当然要提出通过而且执行的。果不其然,那天“请愿”的结果据学生会代表说是:“答复满意”,“尽欢而散”!(见十一日各报)请愿回来,学生会召开一个大会,但因人数过少致未开成。此后,北京大学整个的反日运动便鸦雀无声,不闻有所动静。“北大已经死去”的讥评几成盖棺论定的事实。然而,北大同学因过去历史的环境,是富于革命性,接受新思潮,且往往站在一种运动之最前线的。只是因为北大学生会是在御用同志掌握中,所以整个的北大在反日运动上毫无所表现;但是自发的,由同学们自己组织的反日团体却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而风起云涌地前后成立。等到十一月十六日,国联再度集会时,国际的局面有一个陡然的转变,英法美与日本成立了一个谅解;由日本在远东作反苏联的先锋,实行武力干涉的准备;各帝国主义强盗则对日本在东三省的暴行表示默认,国联公开地揭破他的假面具与日本取一致行动来宰割中国,同时中国政府则决定了屈伏。这时同学们再不能沉默下去了,他们对忠实同志的抗日会(由学生会所组织)表示其充分的不满。于是就由二百数十名同学之签名要求召集大会,忠实同志虽想多方面的破坏,然始终敌不过同学们反日的高涨情绪,不得不于十一月三十日在三院大礼堂召集第三次全体学生大会。开会以前,忠实同志们在各斋舍贴满了“严防共党捣乱”的标语,以作箝制同学们提出革命的反日口号的准备。会是在下午一时开的,会场中充满了悲壮激昂的空气,“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利益”、“反对政府哭诉国联的外交”、“反对在锦州划中立区”、“反对接收国联议案”、“反对与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勾结”等提案都被热烈地通过。最后决定了到南京去“示威”,决定了“倘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以武力驱逐日军出境,不能保障中华民族之独立时,则非但不信任他,而且要打倒他!”当通过这些提案时,有几个被收买的流氓与走狗大喊其“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同学们革命的空气到底克服了走狗们的捣乱。最后讨论罢课问题时,走狗们忽然提出人数问题来,以人数不足,不能解决这样重大问题为辞来反对罢课。这种不成理由的藉口,同学们是不受他的欺骗的,因为何以通过别的议案不发生人数问题,而独于提到罢课就有法定人数问题发生呢?所以大家一致主张继续讨论,不要理会他们的反对。走狗们见反对不成,遂实行退席,但看见退席后我们还继续开会,于是三数个最无耻的流氓,遂施行其最卑鄙最下流的手段,退出大会后,由外面拾起石子及煤块由窗子中打进会场来,煤块飞起,同学朱孟祥君,血流满面而昏绝了。同学除把朱君抬往德国医院,全体坚持非讨论完结不可!“罢课”与“改组抗日会”遂在同学全体一致可决之下被热烈地通过了。这次大会使我们认识了:御用的忠实同志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口口声声喊严防共产党捣乱会场,原来不过是便于他们操纵的把戏;若操纵不成,则他们自己就是无耻的捣乱者。
  这次大会是有它重大的意义的,它通过了三个重要的决议案:
  一、北大全体同学南下“示威”,“示威”与“请愿”不仅是名辞上的差异,而是完全不同其政治意义的运动。“请愿”表示对现状的盲目,对政府无望的依赖;“示威”则是表示人民的力量,给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以一个威胁;并且要进一步来做唤起民众的根本工作,以为挽救中华民族出于渝亡的唯一出路。大会中不仅通过了要南下示威,且决定于第二天出发。
  二、即日起罢课,扩大反日运动。
  三、改组抗日会,并停止其一切活动。过去的抗日会非但丝毫没有反日工作的表现,反当了统治者阶级的走狗,专以箝制同学之反日运动为能事,应立即取消共存在,并停止它的活动。
  十一月三十日的大会是北大复活的象征,是北大南下示威团参加入活生生的反日斗争的先声!它表示北京大学并没有死去,北大的精神还蓬蓬勃勃的随着时代潮流进展着!
  三 出发前的准备和南下的途中
  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时我们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召集了一次南下示威同学的大会,决定定名为“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团”,由大会产生一代表团,代表团分文书、交际、宣传、纠察、总务五股。当场推举岳增瑜、刘松云、赵作霖、吴廷璆、张文佑、王毓铨、邹科嵩、扈文章、刘钺、张景博、钱万选、杜毓澐、李金凯、张孟休、靳瀛、王俊奎、郑新圃、徐运元、孙钟岳十九人为代表团代表。示威团定下午三时在一院大操场集合,向东车站出发。出发前由代表团根据昨日大会精神及决议准备南下示威“告民众书”,在火车中印发。会开完了已是十一点三刻;出发(三时)以前,我们要准备好了旗帜、徽章、印信、符号。我们一方面要和学校商洽经费,一方面要草就宣言。于是代表团立刻把职务分配好,全体总动员起来,刻图章、写袖章、印名片、做旗帜,交际股立被派往与学校交涉,文书股临时聘请千家驹君写就南下示威宣言,限他下午二时以前交卷。谁也没有工夫吃午餐,谁也不能把一分钟虚閒过去。在三点钟以前,所有的东西差不多准备齐了。油印机、竹竿子、颜色纸、白布、墨汁,都向学校备了来,准备在车上写标语、印宣言。只是经费,还一点没有办法。学校当局绝对反对我们南下,因为当天蒋校长接到教育部来电:“报载北大学生将全体来京请愿,务须设法制止之,并盼电复。”继后,我们费尽了口舌,才由秘书朱洪、郑天挺两先生私人借洋九十七元,这就是我们全部的财产。到三点钟大队由一院操场出发,随身都不过带一个牙刷,一块面巾,就连四、五位女同学也不曾多带一件东西。这样匆促的出发,想不到竟也有二百三十余同学,这真是出乎我们意外的事情。到车站后,一看才知道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华北大学、北平新学联亦于同日赴南京请愿,所有的头二、三等车辆几乎全被他们“捷足先登”了,经了长时间的交涉,他们始终不愿意让出一辆或二辆三等车来,同学们一面横据轨道上,一面派代表向站长交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算得了二、三间行李车坐。代表团借据在一小间工友的行李车上。火车于七时开行,在车轮辘辘的轧轹声中,代表团开始工作起来了!首先召开代表团第一次会议,决定了划分示威同学为小组,每十人为一组,每组设组长一人,每五组为一队,队有队长一人,共四大队,由总副指挥统率之。在车上进行联络各校到南京后作总示威运动,并决定了一个原则:别的学校如请愿,我们决不参加;但倘他们请愿后加入我们来示威,则极所欢迎。关于如何示威,决提交全体示威同学大会讨论。惟示威时所用之口号及标语,则由代表团决定了十二条:(一)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二)反对政府接收国联提案,(三)反对划分国际共管的中立区,(四)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五)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六)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出境,(七)收回日本在华一切租界,(八)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九)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十)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十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示威团同学不得有违反以上意义的口号或标语。“告民众书”决定先在车上用油印印发,到南京后再用铅印印五千份。宣传大纲由宣传股拟草交由代表团审查通过。此后代表团每日开会两次,遇必要时得召集紧急会议。大体决定后,代表团立刻开始工作,有的拟宣传大纲,有的写油印钢板,有的制旗帜,有的划分小组。在幽黯的洋烛光中,大家兴致勃勃的在活动着,忘了饥饿(有几个代表一天未吃东西),忘了疲劳,忘了车辆的震动,忘了身体的颤盪,一似中华民族的命运握在我们这些青年人的手中,需要我们去挽救它的危机,把它从日本强盗铁蹄下解放出来。第二天十一时到了济南,就有平、津、沪各报驻济记者来访问我们,我们把南下示威的目的、意义,约略地报告了后,并送给他一份油印的宣言。在济南附带的有一件事可以说的,那就是关纾的被逐。关纾是北大英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广东人,旧学生会的交际股,已被大会否认的抗日会主要职员。这次带着“北大学生密探”的委任状,随同示威团赴宁去破坏我们的示威运动的,他仍以北大抗日会(业经大会否认)资格参加北平新学联与新学联代表一同南下。我们当时并没有人会想到关纾竟无耻到充任北大密探,负着陷害同学生命的任务去的;只以为他不过利欲薰心,冒充北大代表,到南京去领几文津贴而已。但北大的抗日会早经十一月三十日学生全体大会上通过改组了,关纾究以何种资格去参加新学联呢?况在十一月三十日大会上捣乱会场、殴伤朱孟祥的,关纾即为其中之一分子(另两人一为黄维齐,一为艾和薰)。这次到南京去,谁能保险他不来破坏我们的运动呢?(后事实证明:关纾赴宁之目的即为领受党部津贴破坏示威运动。)同学们探悉,关某与我们同车后,在济南站上,就去质问他以何种资格参加新学联,并要他加入本校示威团一同南下。关纾当时表示参加新学联系一种错误,此后愿即返平,誓不再参加任何活动,且以人格担保。同学们以关纾既愿返平,亦不便强其爱国,遂由他下车去了。殊不知关纾因任务(密探)未完,于次日追踪前往,且干了许多丑事,致被中央大学所拘留。车自济南开后,同学们续悉与关纾同行者尚有政治系同学梁骧,代表团深恐新学联发生误会,遂致函通知新学联,北大除南下示威团外,并无其他赴宁代表,并派交际股警告梁骧,梁某当即表示赴宁为私事,系个人行动,决不敢代表北大云云。过了徐州,代表团在车上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到浦口后先派交际股进城到中央大学觅找寄宿地点,大队俟地点妥当后再行渡江。同时一到南京即找一印刷局印“告民众书”五千份,限其即日印成,以便宣传。
  我们的车于三日上午十二时抵浦口车站,在浦口车站,中央党部即派有代表在迎接学生(不仅我们),并特备渡江船只。我们因想借中央大学为住址,所以并没有受他的招待,就单独派代表渡江过去。此后,便是在南京被压迫的一幕幕了!
  四 在南京
  一、南京政府的利诱和压迫
  我们到南京是在十二月三日的午前,派往的交际股代表恰遇见欢迎我们的狄君武先生,狄先生与代表一同到中央大学,借定了体育馆作我们的住址。自学生请愿潮发生以来,体育馆就成为各地学生的行舘,上海、北平去的学生大部分都住在这儿的。我们到时,恰好上海学生于前一天离开,体育馆内铺满着橘皮、字纸、瓜子壳以及样样色色的垃圾废物。令人一看真要退避三舍!这时大队伍尚未到来,于是狄先生与代表们就暂时当起清扫夫来,拿起大帚子做清扫工作,费了半小时工夫才告“肃清”,又把长櫈子抬出来包围了一大块地盘,免被别校的同学占据去。做完了这些工作,虽在严冬,大家也汗流浃背了。这时代表陆续到了数位,于是留着张景博接洽伙食,另二代表则找印刷局去印宣言及小标语,宣言是由美吉承印的,说好当日晚八、九时先取一、二千份,余则四日晨八时全部送来。二时许,全体同学抵体育馆,经过一小时的苏息后,立即召集一个大会。这时候,中央党部一再地派人来请我们住到中央军官学校去,并且说,军校备有被服毛毯及一切设备,伙食也完全由中央党部供给。我们问他可否借三、五百条毯子出来给我们在中大暂用?他们说:“那可不行,因为从来没有这种例的。”这也是当局用“毛毯政策”,要我们“就范”的毒辣手段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军官学校的后面便是蒋总司令的官邸,警卫森严,非检查不得出入的。然而那时的天气正当严冬,中大体育舘连一个火炉也没有,我们去的同学差不多都是“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要和这十二月严寒的长夜挣扎,真是一种苦痛的事,所以当开大会时,就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主张无论如何不搬中央军校;另一部分却主张搬去了再说,若不自由,再回中大,结果决定了后者。
  这里有一个插话,就是当讨论住宿问题时,中央党部有人请我们的代表到军校去看房子,到了那边后,就看到一幕南京政府惯演的收买学生的怪剧!这位代表到了军校,正和总务科长接洽的时候,忽然进来一个兵士说:“请北大的代表上楼看房子”,于是他即刻被那位党部职员和兵士陪上楼去,不料所谓房子原来是一个辉煌典丽的会议室,在狭长的会议桌前,紧坐着两排学生正在会议着,他们的面前都有笔和小的纸片,代表茫然地被引进了这样一个“房子”,几乎要说出“走错地方了”的时候,这八、九位学生中间,现出一位身穿马褂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从主座里走过来了,党部职员立刻介绍“这就是中央委员兼部长方觉慧先生”,代表听了,自是肃然起敬,方先生说“北大代表来了吗,请列席吧”。我们的代表当表示:“方才来是接洽房子,若其他事情,则大会并没赋与我这种权限,恕我不能闻命。”方先生说:“你不列席也可以,请在这里等一会。”代表只得坐在很远的一张沙发上,等待他们的“讲价还价”,他们则继续其密议,但谈话的声音已极微得不能使人听见,所谓学生代表也者,则诺诺连声的答应,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座的几位学生便是北平新学联、朝阳学院等校请愿团的代表。等到他们密谈完了散去后,方先生见北大的代表还象一个孩子,因恐吓说:“听戏这次北大来的学生分子很复杂,你们到南京来示威外边谣言很多,要知道,目前中国的局面这样险恶,被反动分子所利用来捣乱,政府是决不许可的。”代表当加解释,于是方先生的态度也就一变道:“你们是爱国来的,谁也知道,不过名称要改正”,同时便对他有某种暗示,但我们代表完全作为不理会,只说:“我来只为接洽房子,别的一概不敢与闻”,方先生没法,就叫人领他去看房子,这幕滑稽剧也就闭幕了。这虽是一个短短的插曲,但为什么各学校的请愿都是所谓“答复满意”,“结果圆满”,而北大学生却要被一两千军警五花大绑押送出境的谜,也就因此而揭破了。
  大会关于伙食问题决定了:无论中央党部送我们什么吃的东西或为我们准备伙食,我们都要,我们都吃,但自己决不向他们去请求,也不因此而变改我们示威的初衷。所以后来中央党部派人恐吓我们说:“假如你们不把示威改成请愿,就要停止你们的伙食了。”我们回答说:“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们供给伙食,如欲停止,概听尊便,我们自己会买烧饼吃的。”
  关于示威问题,姜绍谟先生转到蒋校长来电说:“又本日(二日)尚有百十人南下请转告俟到齐后齐集请愿。”所以决定等第二批示威团到后作一个总示威。
  大会开完后,全体同学立即出发到中央军校去,那几天刚在雨后,路是那么泞滑,中大离军校约有十里之遥,大家拖泥带水的好容易见到了电灯辉煌、卫队林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引导我们的党部职员也好象在替我们荣耀了。但我们的大队忽然由一个兵士带领进旁边一个营房里去,那营房原为炮兵所住,从一个小门进去还要走一里多荒凉的泥路,路上是黑魆魆的没有一点灯光,我们的脚常常会踏入很深的泥洼里去,最后我们居然摸到了营房,一看才知道上了军校的大当!里面除了三四十张高架铁丝床外,既没有被毯,也没有电灯,所有的只是军队和步哨的监视。那时代表曾立刻到军校本部(步科)向他们责问,但他们装聋作哑地只说步科已被朝阳华北等校占满,我们要找军校的负责人时,据说科长已回家去了,无人负责。同学们见入了这个陷阱,大嚷非立刻回中央大学不可!回到中大体育馆后,代表团召集一次紧急会议,对于搬往中央军校事作了一个严厉的自我批判:无论中央党部有没有欺骗我们,自己根本不应该听他们的诱惑而搬去的,我们到南京来是为作反日斗争,不当为物质享乐,代表团未能适当地应付,根本是一个错误。所以决定第二天自动提出弹劾,倘同学不信任时,则当总辞职。在总辞职前,一切继续负责进行。
  这样的决定,大家便睡觉了!毯子当天晚上(已十二点钟)是绝对无办法的了,要借也须得等待明天。但在那么宽广的体育馆中,没有牀铺,没有火炉,什么东西也没有,除了几条长凳与肮脏的地板外。天气实在太寒冷了,脚部麻木得失去知觉,同学们遂以“跑步”替代“睡觉”,跑累了,就坐在櫈子上休息一会,休息了又跑。在沉寂得死一般的黑夜中,只听到鼕鼕的跑步声,同学们就这样的过去一晚。
  四号的一天是示威团与政府党部将近短兵相接的一天,当四号的早三点钟卫戍司令部把我们的“告民众书”(专载一)四千份扣留了(有一千份已于三日夜送来),美吉印刷局的主人也被拘捕;无耻的中央社且登出南京查获反动传单的新闻来。我们的“告民众书”为什么是反动传单?到底那句话表示着反动意义?在没有得到政府适当解释以前,我们是不甘心的。所以立刻派代表三人去卫戍司令部质问扣留宣言之理由,并要求立即发还,卫戍司令部答复我们的有三点:(一)人家都是请愿,独你们来示威,不“反动”还是甚么?(二)宣言对政府太不留面子,会使民众发生不良的印象;(三)没有“中华民国”而只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对于这种不成理由的回答,我们是不能满足的。我们解释给他们说:(一)示威是北大全体学生大会的议决,因为现在已无“愿”可请,所以我们不请愿而示威。示威的对象不惟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时还对着断送中华民族利益的走狗。(二)我们不管面子不面子,而只问事实不事实。如果宣言中所说的话是事实,一个“革命”的政府不应当讳疾忌医,应该承认错误。(三)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至于中华民国,那二十年鉄般事实的证明只是一块空招牌,民众们非但没有做过“民国”的主人,而是做了军阀官僚被剥削被践踏的奴隶!理由是说我们不过的,司令部指摘不出我们宣言中具体的错误来,于是推诿说送到中央党部去审查,下午给我们以答复。
  自我们抵南京后,政府就散布种种不利于我们的谣言,什么有反动分子利用呵,什么行动过激呵!四号早上我们的代表晤见北大旧同学姜绍谟君时,姜君且谓:“外间甚至有说你们带有一捆手枪的传说,这虽是不攻自破的谣言,但诸位的行动,最好是审慎些。”从宣言被扣的消息传播后,我们的“反动”似乎又加了一重证明,我们的罪状也多着一重保证了。这才忙坏了中央党部、南京政府、卫戍司令部及警察厅的职员。中央党部来的是秘书,南京政府派的是密探,穿了学生服或西装,混在我们里面,他们一批一批的来探视我们的行动,司令部和警察厅则会同派人要我们把“示威”改成“请愿”。
  “你们为什么不是‘请愿’而是‘示威’呢?”他们这样问。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已无愿可请,我们不要瞻仰蒋主席,我们不向任何机关、任何个人去请求什么‘满意答复’我们只要示威。”
  “你们向谁示威?”他们说。
  “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示威,同时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示威。”
  “你们的威如何示法呢?”他们禁不住问了。
“很简单,游行、演讲、撒传单、贴标语、唤醒民众,一致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不是太空洞了吗?”他们说。
  “在你们觉得空洞,我们则以为唤起民众才是中国今日唯一实在的出路”,我们回答。
  司令部和警察厅的职员茫然了,他们怅惘的离开了去。
  这里我们应该感谢许多位北大毕业同学的好意,他们有的劝我们在“示威”上面加上“对日”两字,有的劝我们对内用“示威”,对外用“请愿”。某先生则劝我们“到国民政府去报告一声,说北大示威团已抵南京,即不到国府,亦应向中央党部或教育部去报告一声,表示北大示威团与政府是合作的”。我们说:“不,我们到京的消息早经各报登载,无须乎报告了,若政府的威信,则多少一个北大亦无所增损。”旧同学孙本文先生则问我们:“你们既不去见蒋主席,倘蒋主席请你们几位代表去谈谈话去不去呢?”我们说:“代表没有个人的自由,当然不去的。”“一国的元首请代表谈谈话都不去,这岂不是对他太无敬意了吗?”孙先生说。“那也无法”我们这样回答了。
  不过,我们觉得外面对我们的谣言造得太厉害了,南京政府的新闻封锁使得外间发生许多无意义的误会。所以决定于当天(四号)下午四时派吴廷璆、千家驹二君假中大学生自治会招待新闻记者。通知是下午二时才发出去的,有许多通讯社都没有送到。谁知道当时陆续蒞场的记者有二十多位,吴、千二君把我们示威的意义、目的、示威团的组织有一个系统报告后,同时对于卫戍司令部的扣留宣言有所解释。不料这个报告完全被南京政府所检查去了,所以任何的报纸都没有登出来。当招待完毕后,有一位记者悄悄的来告诉我们:“今天蒞塌的真正记者只有六位,其余都是党部和政府派来的密探!我们对诸君的运动是非常同情的,但南京的空气没有北方自由,今天我们在监视之下也不能说什么话。”他言下不胜其嘘唏!呜呼,这就是南京政府下的所谓“言论自由”!
  四号的第二件大事情就是我们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南下示威的第二批同学到了。第二批同学计一百十数人,到后我们召集一次全体大会,讨论示威问题。当开会时,军警当局派来的一大批密探与所谓“新闻记者”,也列席旁听。当有同学提出紧急动议,不得在监视下开会。但他们说:“无论开什么会,我们都要出席的,就是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开会也要去,何况你们!”后来我们才知道南京的民众集会是照例有军警监视的,这也是国民党党治下特有的“集会自由”民权之一!我们既没有权利要他们退席,于是就只得在监视之下开会。大会中关于宣言被扣的问题决定再派代表向卫戍司令部去要,要不回来时,则一字不改的重印。对于卫戍司令部无理的压迫人民言论自由,决定去函严重警告!关于示威时期定在明天,详细办法由代表团决定。代表团总辞职决定不准,但得局部补充职员。会场的空气是非常的严肃而庄重,对于政府的压迫,对于军警当局的监视,人人揑紧了拳头提高了嗓子,准备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牺牲一切。
  开会后我们立刻派了邹科嵩、吴廷璆、千家驹到中央党部去面聆国民党理论家对于宣言“反动”的指摘,并幻想能把宣言要了回来。谁知道去到中央党部已过了办公时间,寂无一人,他们又空手回来了。
  夜里代表团召集了一次会议,决定了明天出发游行示威的时间(早十一时)及路线。宣言明知道是凶多吉少,所以当晚即自动油印了几百份准备游行时分发。
  总之,我们的自由是片片段段的被剥夺了!南京政府最初以利诱,继之以威吓,终则以经济封锁、新闻封锁、扣留宣言、监视行动种种政策。但这些都是唱大轴的先声,演得最后而最精彩的是五号五花大绑情景。
  二、示威的一天
  十二月五日是南京政府揭破他的虚伪面具,以武装军警逮捕反日战士,与民群反帝运动正面冲突的一天。
  五号的早上,我们一方面准备游行示威时的旗帜、标语、传单等等。同时再派代表两人到卫戍司令部索回宣言。代表到司令部后,检察处处长派尹副官出见,代表请见处长,据说“没有工夫”,一切事情可由他转达。代表就质问扣留宣言之理由,并要求发还。尹副官说:“发还是绝对不可能,至于什么地方反动,你们自己去想吧。你们还不知道示威团根本是不合法的团体,你们自己校里的学生会昨晚已有电来否认你们的行动了。”代表们这倒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还想不到北大旧学生会竟会无耻到这个地步,以同学三百余人之生命向统治阶级拍卖去。但他们说:“我们团体是否合法,学生会电报之是否伪造,这是另一问题。今天我们来是为宣言,请你们解释扣留之理由;若无正当理由,则应发还。”我们坚请与处长一谈,但连由尹副官去请五次,处长也不出来。两点多钟过去了,处长的踪迹也不见,于是我们留下一个条子,就走了。条子上写着:
  检察处处长先生:屡请未蒙赐见,贵处昨日所扣敝团宣言,究据何种理由?宣言辞句,何处不妥?务请明教!否则,若一味压迫民众爱国运动,且摆官僚臭架子,似非革命政府下所应有也。
  北大南下示威团留 十二月五日晨
  九点钟时,卫戍司令部送到我们示威团一封公函:
  “为通知事,近来各地学生,来京请愿,均能遵守常轨,严守秩序,国府以青年激于爱国热忱,莫不开诚接纳,惟该所谓‘北大南下示威团’,到京以来,扬言示威,拒绝劝告,行动离奇,言词荒诞,昨竟印刷传单,诬蔑政府‘蹂躏拍卖中华民族’,捏造‘把防御河工经费用在购买军用飞机’之事实,以挑动国民对政府之恶感,煽动扰乱,最后且有‘我们非但不信任他,而且要打倒他’之明显反动宣传及‘命令政府’之妄语。统观全部口号,只有‘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语,连‘中华民国’之名亦竟不愿提及。与共产党之口吻,如出一辙。此项反动及煽动传单,本部以职责所在,已查获扣留。而该团竟派三人前来要索。顷由国府交付北京大学学生会来电如下:‘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兹有少数学生,未经大会议决,自动南下示威,以后该团一切行动,本会该不负责,特此电呈,北大学生会’是可见该团已丧失学生团体之根据,兹特严重劝告,望翻然悔悟,停止一切活动,迅即回校,则本部仰体国府宽大为怀之心,仍曲予保全。否则本部为维持公安,防止反动计,不得不加以正当之制裁,惟深思而熟虑之,此致北大南下示威团。首都卫戍司令部”
  这封信,我们是九点多钟才接到的,但当天的中央日报早已把它用四号字登出来。学生会这个电报予外界以很坏的印象,所以立刻有首都新闻记者来问我们说:“贵校学生会的来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虽然我们相信诸君的行动非常纯洁,但你们内部都这样不一致,岂不是令第三者发生怀疑吗?”我们虽明知道学生会这个电报是真的,忠实同志捣乱大会之不足,必然会用最毒辣手段致电政府否认我们的行动。但在当时,只有对记者说:“电报一定是南京政府伪造的。因为我们的南下示威议决案曾经披露过平津各报,且学生会重要职员随同南来,什么人会打这个电报呢?我们现在已致电北平追究,一、二天内立刻会真象暴露,使诸君疑团顿释。我们相信:北大决没有这种败类分子。”记者说:“电报倒不见得会假的,不过我们也知道那是反动分子干的,决不会是全体同学的公意。”
  同时,学生会的电报使中央大学同学怀疑了。前一天,我们的代表与中大抗日会有一极好的联系,决定两校站在同一战綫上联合一致作反日斗争,这时,他们看见了中央日报的学生会来电,表示就不相同。于是我们又派宣传股去向他们解释,并贴出我们的“告民众书”表示我们的态度,中大学生见了我们的宣言,不惟误会冰释,且立刻有二、三十同学签名,发出通告,提议为外交问题及改组中大抗日会召集全体学生大会。
  对于卫戍司令部,则由文书股缮就一封公函,由吴廷璆、张百川二君持函前往,原函如下:
  迳复者:顷接贵部来函,对敝团行动,多所误会。查敝团南下示威系根据敝校十一月三十日全体学生大会之决议,该议案曾经披露于平津各报(北京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是其合法根据,毫无疑问。敝校学生会之来电,其为伪造无疑。况敝团示威运动纯为唤起民众,贵部乃革命政府下之军事机关,对民众之反日运动,理应保护扶助,何反加以压迫与摧残。敝团定今日上午十一时由中央大学出发游行示威,经过成贤街中山路花牌楼转夫子庙中华路中正街司法院外交部中央党部等处,理应函请贵部加派军警蒞场照料,是所至荷。此致首都卫戍司令部
  北大南下示威团
  这封信由张、吴二君十时送去,我们的队伍于十一时三十分由中大出发,谁想到信送去后,张、吴二君立被拘留,与宣言遭同一的运命。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二代表被扣,就是知道,也依旧要出发的。
  出发游行时的队伍是二人一排,整队而走。先遣的宣传员为陶凯孙、张孟休等,提了浆糊,拿着标语传单,先队伍十余步,沿途分散张贴。大队由岳增瑜君为总指挥,队伍前迎着二面横书白布大旗;一书“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一书“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所喊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预先由代表团审定油印交给每组组长,计有:“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接受国联议决案”,“反对划分中立区”,“反对压迫民众运动”,“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军出境”,“收回一切日租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当队伍未出中央大学大门前,则一致高呼“中大北大联合起来”的口号。出了中大后,沿途高呼各种口号,浩浩荡荡的前进,我们的呼声好象代表民族觉醒的曙光,敲响了出卖民族利益政府的丧钟。那知大队走到成贤街附近,武装军警逮捕毒殴的悲剧便开始奏演。我们还没有走近教育部门口,大批的军警就包围前来,宣传队的陶凯孙女士是第一个想冲过去的,岳增瑜与千家驹君见队伍被阻立刻上前去交涉,他们见代表上来,一句话也不容开口,立刻拿出手指粗细的绳子把他们五花大绑捆缚起来。于是就有昨天尚被招待的所谓“新闻记者”,跑过来指挥军士:“这位是重要分子,即是某某,捆好别放他走。”这时秩序大乱,同学于绑缚时,稍表示反抗,军警则拳脚交加。我们只听得岳总指挥对军警大嚷:“由我总指挥负责,你们把同学全放了,由我一个人负责”,听说当局本来仅想拘捕几个代表的,所以只预备有一辆大汽车,先把代表们拳打脚踢拖上车去。但是,同学们看见代表被绑,政府这样无理的压迫,大家前起后拥的非要宪兵警察全体捆去不可!于是,军警也就老实不客气的一个个捆绑起来,在那种暴力之下,武装警士有一千多名,三四个有战斗经验的兵士捆绑一个学生是不花丝毫力气的,所以一总绑了一百八十五名;但是我们的身体虽失去了自由,我们的精神是绝不屈伏的。“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卖国政府!!!”“反对压迫民众运动的政府!!!”激昂而悲壮的呼声,冲破了严重而恐怖的空气。被绑时当局的爪牙是那么凶狠,对我们不是拳打便是脚踢;而同学们的情绪又那么高涨,愈绑得紧时。嗓子喊得愈响,大家直喊得声嘶力竭,声泪交下;使得旁观的市民个个咬紧了牙关,握紧了拳头,要不是因军警人数过多,众寡形势悬殊,他们怕早已冲入重围,把我们从军警手中夺了回来。比较觉悟的军警也不禁为我们洒泪,他们自动的来解开我们的绳索,来宽慰我们,但我们坚持不要解开。预雇的一辆汽车装载不了,军警临时就到街上去征发五辆公共汽车,把我们这批“囚犯”装载进去。沿途中,我们发疯似的喊各种口号,稍有人丛的地方,未曾绑紧的同学就抽出一只手来把宣言标语散发下去。呜呜的车机声和悲壮的口号相应和,半小时后,他们就送我们到孝陵卫警卫团第一营营本部,四周都包围着军队,放满了步哨。警卫营的副官领我们到二间长方形的房间中,这所囚房倒与中央军校的炮兵营营房不相上下,每间房有五、六十张床,都是有高铺的。六辆汽车的“囚犯”到齐后,同学有带着摄影机的我们齐集照了一个相,作为这次被捕的纪念。副官来吩咐我们:“我们奉长官命令安置你们在这里,你们是大学生,能安守秩序的,请你们不要出这个院子;否则,我们外面放有步哨,发生什么意外不能负责的。”本来,他们还要在囚房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兵士来守卫,后来,终算蒙那位副官厚意,特别尊重学生的人格,所以由我们自己派纠察队维持。但离囚房门口五、六步便有一个个荷枪上刺刀的兵士守护着。我们的自由是完完全全丧失了,除了没有上脚镣手铐这一点与盗匪稍有不同外。
  三、孝陵卫的绝食
  我们被监禁后,当时被捕的代表团即秘密召集一次会议,提出了“政府未恢复我们的自由以前,一致绝食,以示抵抗”这种意见,征求全体同学之完全同意后,始成决议。第二,我们的代表决不离开同学而与当局说话,防止政府的毒害。第三,我们设法传出消息去,请民众们主持正义。决定后,我们立即征求同学对于绝食的意见,并且说:“绝食本是弱者的行动,为我们战斗者所不取的。但当我们失去自由时,我们没有别的方法表示我们的反抗,我们不能以任何方法传达我们的意志。南京政府把我们的自由全部剥夺了,把我们当成“囚犯”拘禁起来。这种无理的高压,我们是要誓死反抗的。我们现在要以绝食来回答他,在没有恢复我们的自由以前,我们不吃东西。我们把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些,我们的口号是:“不得自由,毋宁饿死!”征求的结果一百八十五人只有三位不甚赞成,但表示如“大家绝食,个人决当牺牲成见”。于是我们一致的决定了绝食。第二步,我们开始调查受伤者的人数,调查的结果受重伤者三十三人,轻伤之人数不计。同学之损失眼镜、手表、钞票者亦有二、三十人,但我们不曾计算,因当时同学们的心绪是异常悲愤,人人准备着以热血去溅统治者之血,生命尚不足惜,身外之物更置之度外了。
  我们决定了绝食,幸好卫戍司令部也没有什么东西送来我们。夜间,北大未被捕同学送到六百条毯子,并且告诉了自我们被捕后民众高涨的情绪,且得到北平来电说留校同学已扫数来京的消息(被捕后之种种,代表团另有报告)。同时,蒙中央党部送给我们二篓面包,作为我们的囚粮。但因我们已决意绝食,所以谢谢他们的好意,把面包退回去了。
  当天的晚上,我们就在饥寒交迫中过去了。
  四、押逐出境的经过
  次晨,孝陵卫开到了三十多辆大汽车,车上装着一千多名军警,警卫团的副官告诉我们的代表说,要送我们上浦口车站回北平去。警察厅并备有三百块钱做我们途中的路费。我们回答:在政府为什么捆我们到这儿来的理由未说明以前,决不愿离开。我们并且要求立刻送我们回中央大学,再由我们自动回平。三百元路费则敬谨璧还,不能领收。副官说:“你们要政府解释绑送到这儿来的理由,是没有用的,因为根本我们不能把诸君意思传达上去,老实说,我们不过奉上峰命令,把你们送走。你们要是识时务的,干脆自己上车;否则,我们自有办法送走你们。要知道:我们能把你们送到这里来,就能把你们送得上车站去。请诸位转告同学,仔细想一想,免得双方面子不好看。”我们回来把这个意思传达后,同学们虽饿得精疲力乏,不能动弹了,但一致反对走,宁愿等刽子手再把绳子来捆我们。这时,恰好拘禁在卫戍司令部的张、吴二君亦被送到孝陵卫了。他们报告说:“自昨天把信送去后,即被司令部扣留,拘禁在看守所内。至下午三、四时,忽听得远远有喧闹声,呼口号声,大队开步声,渐渐的逼近来,原来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五卅中学因为北大同学被捕援助我们的。我们只听见外面喊援助北大被捕同学!枪毙谷正伦!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压迫民众运动的政府!等等口号。他们闯进了第一重门和第二重门,此时,看守所的牌子也除下了,看守所的门钉上了铁钉。上面发下命令,看守兵士实弹准备,如攻入第三重门时,即不妨放枪,监牢内女囚犯的哭声惨不忍闻!当时空气紧张已达极点,他们一直包围到夜十二点钟方散开去。”同学们听完了这个报告,知道我们的运动引起了各学校热烈的同情,遂一致决定,除非军警再以绳子来捆绑我们,决不自动上车。当局见我们如此坚决的表示,深恐白天把我们一百八十多人捆上汽车,载往浦口,于政府面子太不好看,且把北大示威团又做了一次反宣传。所以军警于下午三时离开了去。到下午四时,前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先生奉蒋主席之命(见上海申报载)来探视我们,问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什么?并且说,这次事件出于双方的误会,他愿以私人资格出来调解。我们的代表当表示:“这次的运动完全是反日运动,不知政府究竟为什么把我们当成匪徒捆绑起来?在政府不解释真正理由以前,决不愿离开。第二,我们要政府立即恢复我们的自由,送回中央大学体育馆;若如早上副官所说派二连兵士押送我们回平,则除非一个个捆绑起来,决不敢闻命。并且表示,因政府无理压迫,现全体一致绝食,以最艰苦的绝食来回答政府暴力的压迫;在未恢复自由以前,决不复食!”陈先生走后,我们以为也许有一线希望了,至夜六时司令部忽打电话来问我们总共多少学生,说以便“预备伙食”。我们明知道那是一句鬼话,因为司令部自听到我们退回中央党部的面包后,他们于六日一整天根本没有任何东西送来过,虽然即使他们送来我们也不会吃的,不过囚犯们绝食,监狱还预备伙食的;我们绝食后,则当局也就不给我们东西吃,这亦可见南京政府对待学生手段恶辣之一般了。
  至夜十点钟,第二幕的武装剧又在开演了。在夜色朦胧中,警卫团再开到了三十多辆大汽车,车上装满了保安队、宪兵和警察。至十二时左右,一阵雷响的踢门声惊醒我们的睡梦,闪闪的手电筒光线闪射我们的眼帘,一障如虎如狼的兵士拿出手指粗细的绳子冲入监房,“捆起来!”“别放走一个!”他们喊着。三个生龙活虎的兵士捆绑饿得头目昏眩的一个学生,死拖活拉的拥上汽车。然而我们虽在暴力劫持之下,我们虽失却了动弹的自由,我们虽已饿了两天粒水未曾人口,我们的精神绝不因此而屈伏。在如死城一般的黑夜中,“打倒压迫民众的政府”,“打倒出卖东三省的政府”悲壮的呼声打动了士兵们的心弦,激动了被压迫者深刻的同情。这种呼声表示中华民族复兴的警钟,它象征新时代的将近到临。士兵们深深地感到自己地位尴尬了,他们明了我们的运动是多么光明,而政府的手段又非常卑劣,不幸自己正做了政府的刽子手。他们痛骂长官们的残暴,他们深深地认识自己才是真正被压迫的一员。他们都是从破产的农村中来的。军阀的混战,豪绅的剥削,帝国主义商品的侵略,使得他们的家庭破产,妻子流亡,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来当一个小兵。当押绑我们上汽车后,有几个甚至破口大駡说:“他妈的,他们自己(指长官)刮地皮,讨姨太太,每个月关六块钱饷的我们却要半夜深更干这种没天理的事情。先生们!你们爱国,我们心理也是一样的,只是上峰命令不得已呵!”我们是深深谅解他们的地位的,我们问他们家庭的情形,为什么会来当兵的?并解释他们听我们这次运动的意义,将来中国的出路只有我们贫苦的人一致团结起来打倒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我们问他们革命以前好还是革命以后好?他们个个摇摇头说:“他妈的,革命革命,革他妈的命,今年打仗,明年打仗,都是自己打自己,打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样上捐,那样上税,东西一天天贵了,我们要不是怕饿死,谁愿意来当这种苦差使!”我们解释他们听这不是“革命”不好,是革命被这般军阀资本家所出卖了。中国必须有第二次的革命,把这般剥削我们的混蛋打倒,建立起老百姓们自己的政权。当他们听到有这么一条出路时,个个都眉飞色舞,准备着为第二个革命来牺牲一切。
  但时间是不留情的,当我们与兵士们正谈得起劲时,汽车已停到下关了。他们护送我们上了渡船,在二三千多名军警林立之下,我们高呼“打倒压迫民众运动的南京政府!”“打倒拍卖东三省的卖国政府!”种种口号,非但没有人会来阻止我们一下,反而军警们看到我们愈喊得起劲,他们愈觉得鼓舞!
  当上了特备的囚车,我们查点好了人数,总指挥就对兵士们说话了:“军士们!我们都是被压迫者,我们都是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我们深深地谅解你们的地位,更感谢你们给与我们无限的同情。我们别了,将来会见面的!”兵士们听了多泣不成声,全体对我们行了一个敬礼,呜呜一声汽笛,就硬把我们从兵士们的眼泪中拖开了。
  车上,政府派了二连兵士押运,然而这时我们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士兵们与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綫的队伍,他们决不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在车上,代表团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到北平即发“被捕同学宣言”,将我们绑逐出境的经过向民众们宣布出来。同时,因客观事实的发展,加上了二项口号:”打倒压迫民众运动的政府!”“打倒出卖东三省利益的政府”。
  囚车是七日晨三时从浦口开的,到徐州在七号的晚十二点钟,在深夜中,徐州学生抗日会已有许多人在迎候我们,我们报告他们关于示威运动的意义与在南京受政府武力压迫的经过后,他们高呼:“北大南下示威团万岁!”“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的口号。同时在徐州,我们拍发了四个电报给平、津、沪、宁各报:
  上海申报、南京新民报、北平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转
  各报鉴:北大示威团绝食后,七日晨由军警千五百名绑
  赴浦站,兵二连押运回平,刻过徐北上。
  当时,北平各校正组织各校示威团向南京去示威声援,当局宁把交通断绝,不肯拨给车辆,津浦交通因此中断。我们的囚车遂改由陇海路转平汉綫北上,沿途备受各校各民众团体热烈的欢迎!押运兵士到郑州下车,郑州车站改派了几个路警护送我们。
  囚车于九日下午十时抵北平。我们这一批饥寒交迫,为中华民族之解放而奋斗,致遭受南京种种压迫的青年,终算恢复了“自由”了!
  底下我们说一说舆论界对于这次运动的态度。
  五 舆论界对于这次运动的态度
  这一次我们到南京去示威,受尽了南京政府的种种压迫,其中最毒辣的,要算“新闻封锁政策”。我们的宣言、口号、告民众书、招待记者演辞,从不曾被任何报纸登出来过;反之,政府对我们的造谣、侮蔑、恶意的宣传、无稽的中伤,却连篇累牍地刊载。中央宣传部津贴的中央社便是全国最无耻的造谣机关。卫戍司令部的警告信,我们于五日晨九时才接到的,但五号的中央日报已用四号的特大字登在第二版上了,被捕同学是七日晨二时才押送走的,但中央日报说五日晚已送回北平。中央宣传部曾经通令关于北大示威团消息,除中央社新闻外概不准登。南京新民报因稍有同情我们的记载,就被中央予以严重警告,且以封闭报馆相恫吓。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都有一大块被检查去的空白。党治下的言论自由本来是剥夺得干干净净的,但再没有北大示威团被封锁得更厉害些。
  南京政府的新闻封锁是一种,同时舆论界不能予我们以正义的援助,也是使我们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舆论界的盲目,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水平的低下,同时也表示中国知识阶级的肤浅与无聊。一个军阀的谈话,他们会用大号字登在第一版上,若民众运动,他们是认为无足轻重的。
  我们因实地参加了这次反日斗争,不能披览各报的论调。不过,据最近所看到以及脑子能记忆的来说,舆论界对于我们这一次运动的批评可归纳为两派:一派是帝国主义者及中国政府党部的机关报,如伦敦泰晤士报,上海大陆报、大美晚报,天津京津泰晤士报,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而北平晨报也应归在里面。他们根本反对学生的示威运动,痛骂学生们不读书,反跑到首都捣乱去。另一派是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反对我们的手段的,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北平世界日报,以及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天津益世报、北平京报可以代表。前一派中,南京中央日报只可说得是政府御用的造谣机关,我们把它放在“舆论界”中实实在在是辱没了“舆论”两字的。后一派中,上海申报和北平世界日报又是态度较公正言论较翔实的一种。日本的报纸(如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则又是一类,他们借此来造谣,说学生运动“实乃受直隶广东安福各派之活动,而为反蒋张之前奏曲”(朝日十二月八日),捏造事实,颠倒是非,不足具论。
  代表第一派态度最明显的除南京中央日报外,要算伦敦泰晤士报,在十二月十日该报且公开的鼓吹南京政府应当屠杀学生说:“政府如不欲将政权交给受共党活动的学生群众,则采取断然的处置似乎是必须的。”他们每次都是用“上海的学生暴动”(Riots)或“学生暴动”的标题(如十二月十日及十六日该报)。上海大陆报、大美晚报的论调,亦类乎此,他们说学生是做了共党的傀儡(Tools)的。不过,有时在帝国主义报纸中还泄露出一点天机,因中国的新闻检查条例对帝国主义的报纸是不适用的,所以在十二月八日的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上记载我们于七日晨一时半押送下关时,说:“他们由政府检选出最富于战斗经验的警卫兵士护送着,但观察学生们忧郁的面色,远不以此种护送为荣云。“在十二月十五日的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上有几个大字的标题:“首都秩序混乱,因军队对学生开枪!”(Confusion Ruels in Capital as Troops Fire on Students)这是帝国主义报纸较一味造谣的中国军阀机关报强过的地方。北平晨报是研究系的人主办的某方机关报,但他们对于这次日本进兵东三省曾做过几篇有力的社论,博得读者热烈的同情。乃这一次记载北大示威团的消息,一再地用特号字“北大示威团昨在京闯祸”,“北大示威团又闯祸”的标题,好似我们是专为“闯祸”去的。且在社评上鼓吹“惟读书足以救国”的谬论,致使他们为主人说话的原形毕露,这不能不说是不幸。
  第二派的态度最明显的是申报和大公报。他们虽同情我们的运动,但不赞成我们的手段。最错误的,他们把“示威”和“请愿”看成同样的东西,他们根本不了解“请愿”与“示威”是学生运动不同的二个阶段,在政治意义上有极大差别的。由“请愿”到“示威”是学生群众从合法的斗争进到革命斗争的第一步转变,他的第二步转变便是由学生的革命斗争进到劳苦大众的革命斗争。不过在这种意义上的“示威”,自为大公报与申报记者所不了解。十二月八日申报时评“学生爱国运动平议”一文,虽然是这次学生运动中最公允的言论,然而它也根本没有把握到示威的意义,并且劝学生上亡国的“最后一课”!大公报的态度较之申报是更站在政府立场,更替统治者阶级说话。他们记载北大示威团被捕是用了“首都发生大学潮,呜呼,青年热情!呜呼,国家地位!”的大标题。前一句话的意义似乎是讥刺青年的热情用在无意义的示威上:后一句话,则有点象伦敦泰晤士报的论调,鼓吹政府应采紧急处置。五日的社评“学生请愿潮”及七日“勉抑感情诉之理智”(报纸均不在手头,原文不复能记忆)甚至把政府说教道:“政府现在统一也告成了,外交政策也早决定了,请愿示威是无用的,青年们还是读书去吧。”这就是说:政府如果决定了东三省卖给日本,你们也是要读书的,请愿示威毫丝没有用处。“政府外交方针决不因学生请愿而有所变更”,不错,政府的本质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奴才,在奴才政府未根本改造以前,政策决不因学生请愿而变改,但因此,我们便有理由说,既没有办法改变政府的外交方针,便应该让他去卖国,不要反抗了吗?大公报这种麻醉青年,替统治者阶级尽最后作用的东西,其危险性较之帝国主义机关报还要重过百倍的。因一则显而易见,一则渐而难防。所谓执平津舆论界牛耳的报纸论调都不过尔尔,自哙以下,更不足论了。至若由大公报所编的国闻周报,完全根据了南京中央社的消息,视为信史可靠,而加上“学生行动越轨”,“学生暴动化”等等标题,则与帝国主义代言人完全一鼻孔出气,无待我们来批评,读者也可知道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意义了。
  总之,无论是同情我们或是侮谩我们这次运动的报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明了这次示威运动的意义,一致的惋惜学生富于感情,缺乏理智,致被反动分子所利用,作无谓的牺牲。一致的鼓吹以读书救国。他们的立场虽有种种的不同,然无不站在政府的方面,替政府解脱责任,以为国势垂危,不应该与政府“捣乱”,应该拥护政府,共赴国难(即眼睁睁看着政府卖国不许说话)。他们都一致惋惜学生,但从没有一种报纸攻击过政府对学生的屠杀;它们都说到学生之越轨,但从无一种报纸指责造成学生行动越轨的原因,即政府的卖国。既素以眼光敏锐,观察精审见称的上海申报记者之社论亦不能外此,这真是遗憾的事。现在我们借这个机会正色告诸位记者先生:我们是有理智的,我们的运动是有意义的运动,我们要为中国三万万八九千万民众之自由而争,我们要为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而奋斗!我们不要读死书,我们要学习社会上活生生的经验。我们用不到你们怜悯,你们才是值得怜悯的人,你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做了统治者阶级的代言人,做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的傀儡,来欺骗我们,诱惑我们,想延长这种不合理的剥削世界。
  六 尾声
  这个报告终算挂一漏万的做完了。疏误之处,自所难免。但有一点可以自信的:就是里面所说的每个字都是事实,绝不参与任何感情作用在内。
  这次示威运动怎样引起了沪宁学生示威的巨潮?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会有什么意义?在“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之意义及其前途”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白,兹不具述。
  七 青年大众齐向首都卫戍司令部猛进
  我们的同学被南京政府捕去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拼命用大刀阔斧宰割中国的时候;在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时候;在南京政府一面用花言巧语欺骗全国劳苦大众,一面向国际帝国主义者投降的时候;北京大学示威团,喊出了“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国际联盟宰割中国”,“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因此,引起了正在“不抵抗”和“镇静”的氛围中安睡着的南京政府的反感,不能不派出大批军警,将我们的同学捆绑去了!我们只要把最近十余年来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史迹回顾一下,从“五四”、“五卅”、“三一八”,一直到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每一次伟大的运动,莫不涂满了我们青年人的肝脑和碧血。我们深深的知道,南京政府这一次的暴行,当然不能算是意外。不过,在当日,同学们被捕去后,我们这些从军警重围中逃脱出来的青年,一个个俨如离群的孤雁一般,回避着猎犬们的视綫,回到中央大学的体育馆来;我们在惊魂初定之后,想起中华民族的前途,想起数百同学的生命,想起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惨苦,无不悲愤交集,凄然泪下!但是,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与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所需要的是我们人民的血汗,不是眼泪,因此我们反帝国主义及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只需要鲜血,不需要眼泪。眼泪不能缓和任何强盗的心肝,血的洪流却能淹没一切残暴,创造出崭新的社会来。
  看吧,我们继续战斗起来了!被捕去的同学们胸中的火焰,在我们每个人的胸中,更加有力的燃烧着!同时,上海、南京、北平、武汉、济南、杭州、太原、安徽、徐州各地的青年战士,都响应着我们的呼声,一致起来,对南京政府作热烈的示威运动。我们先看当日下午中央大学同学们英勇的一幕。
  当北大同学正在被捕的时候,中大同学知道了消息,集合了很多的人,冲出校门,与军警搏斗,解救北大同学,演成了街头上的一场恶战。结果中大同学被打伤了好几个,被捕去了若干名,全校的空气,顿然异常严重。中大抗日救国会立刻召集全体紧急大会。校内的警钟,疯狂般的响起来了,人们的热血正在与钟声相应,急迫而且奔流;广大的人群,带着无边的愤怒,潮水一般的涌进会场来。本来在事前,中大同学看到我们示威团的宣言,就准备今天下午开全体大会讨论与北大携手,扩大南京的总示威运动。而且当北大示威团队伍由中大出发的时候,首先就喊出了“中大北大联合起来”的口号。如今北大同学与政府的群狗,开始了前哨的冲突,而且遭受了损失,中大同学焉能不继续努力,打开一个新局面。局面就在这里开展起来了。会场里拥满了中大的同学,个个人都怒气冲冲的咒駡着政府,咒駡着那些常年屠杀人民、剥削人民、欺骗人民的无耻的暴虐者。在开会前,主席先令纠察队检查会场有没有政府的爪牙,检查后主席跑到台上去致辞:
  “诸位同学,大家请暂且息怒,请安静!现在最严重的责任落在我们身上来了!自从东三省被日帝国主义占据以来,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政府在各方面的失败,已经成了鉄一般的事实。我们中央大学的同学,在反日运动上曾经尽过许多力,但是最近因为抗日会本身不健全,一切工作都停顿下来了。北京大学的同学,他们真能够继续‘五四精神’,真能够不畏一切艰难,远迢迢的从北平跑到南京来,担当目前最紧急的救国运动。然而我们这个卑鄙的政府,竟把北大同学都捆绑去了。政府压迫民众运动,是一贯的政策。而我们中大同学,眼看着北大同学在被军警捆绑,当然要去营救,因此,也被军警捕去了,并且有许多同学被军警打伤了。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用来捆打我们爱国青年的武器。(主席将桌上被中大同学从军警手中夺来的木棍及麻绳,高高举起,给群众观看,群众的喊声,陡然沸腾起来。)同学们!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营救北大被捕的同学;北大同学,他们反抗政府卖国外交最厉害,因此他们的生命也非常危险啊!他们之中每一个的损失,都是我们共同的损失啊!……(群众高呼:‘对!损失一个,我们要政府赔偿十个……。’)现在,在我们未讨论如何营救北大同学之先,先请被打伤的同学来报告,然后再请北大的代表报告……(群众鼓掌,并高呼:‘欢迎报告!’)……。”
  主席致词完了。接着就是两个被打伤的同学,走上台去。一个是面部被打伤的,脸上裹着棉花和绷带;一个是背部被军警踢伤的,满身泥泞,并且衣裳亦被撕得破烂不堪。他们报告如何看见北大同学被军警捆打,如何去营救,如何被军警所殴打,以及如何的受伤的,最后并说北大同学游行示威时,秩序的整齐和精神的奋发。他们两个报告完毕,接着就是北大代表的报告:
  “诸位同学,诸位青年战士!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的同学,今天早晨未出发游行示威以前,就接到诸位的通知,知道诸位今天下午要开全体大会,讨论反日问题。所以留下兄弟来代表北大报告我们这次南下示威的意义和对于时局的主张,但是,想不到政府竟卑鄙毒辣到极点,在半点钟以前,北大全体同学竟被军警捕去,象捉拿土匪一般的捆绑去了!现在只剩下我了。我虽然一个人,仍然要本着北大全体同学的精神来奋斗,把我们的反日主张贡献给诸位,来与诸位反帝国主义的战士携手,团结起来,成为更伟大更有力的一群!(同学鼓掌,高呼:‘北大中大联合起来!’)
  “目前最紧急任务,并不是营救北大被捕的同学,而是拯救在国际帝国主义者宰割之下的中国!我不是来要求诸位营救北大被捕的同学;北大同学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綫上,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我今天是来与诸位商量如何拯救中国出于瓜分灭亡的危机。当然,如果诸位认为北大同学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战士,诸位会自动的起来夺回我们的战士,一个也不许伤害,一个也不许损失!
  “所谓‘中华民国’,成立至今,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所谓‘国民政府’,成立至今,也有五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样长久的岁月之中,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我们人民所享受到的是些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常年可怕的饥饿和无情的惨杀而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啊!
  “看吧!自从东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暴力夺取以来,我们这个‘国民政府’,它曾经替我们国民做过些什么呢?第一步它是‘无抵抗’,第二步仍然是‘无抵抗’,第三步依然还是一个‘无抵抗’!就在这样接二连三的‘无抵抗’之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运命,陷入空前的恐怖状态之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枪礮,已经布满了中国所有的重要城镇,华北一带尤其是危机四伏岌岌不可终日。中国养了三百余万的兵,占全世界常备兵额首屈一指的地位,政府每年从人民身上括取下来的金钱,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用在军费的支出上,然而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临到我们头上了,政府却一兵一卒都不敢调动,一枪一弹都不敢射击。它们说需要这样‘宽大为怀’的态度,才能够引起国际间‘深厚的同情’,才能够保持中日两国‘良好的友谊’。其实,它们每年在国内所发动若干次军阀混战,又何尝不是为了对帝国主义——它们的主子,取得‘深厚的同情’与‘良好的友谊’啊!对帝国主义,它们是无抵抗以求得‘友谊’与‘同情’,对人民,它们是无情的残杀!我们试看,政府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就是哭诉国际联盟。其实,我们任何人都知道:国际联盟是个什么东西?……国际联盟,就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宰割弱小民族的总机关啊!它对于英、法、美、日、意诸帝国主义者,可以讲‘正义’,讲‘人道’;然而它对于我们弱小民族,却只有拼命的掠夺,无情的榨取啊!(同学狂呼:‘反对国际联盟宰割中国!’)
  “在这次中日事件上,国联每次的议决案,莫不以日本的所谓‘五项原则’为根据。第一步要中国政府严厉的制止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第二步就是要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满蒙的一切特权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尊严;第三步就是要中国政府允许国际帝国主义者派遣调查团来华,调查中国政府是否有妨碍帝国主义者侵略榨取的行动,调查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利润可以供它们来榨取。同时,它不但不能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反而纵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内地扩大它的军事行动。最近天津的事变,锦州的危机,都充分的证明了帝国主义者同心协力屠杀我们中国人民的阴谋和诡计。
  “然而国联的一切议决案,都被我们这个可怜的政府,无条件的接受了,竭尽全力的执行了。这还不够,最近报载政府命令施肇基在国联提议:要求列强派遣国际军来华;要求把锦州划为中立区,并且把天津让给国际帝国主义者来共同管理。这一切一切,真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卖得干干净净,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格扫地无遗了!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政府所干的啊!
  “然而我们民众是要反对的;同时我们更反对任何人来压迫我们民众自动的反日运动;我们要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要自动起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日本租界,否认日本在华有任何特权,驱逐日本的海陆军出境,我们要反对国际联盟宰割我们中国,我们要反对在中国任何地带划分中立区。不许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榨取民众!屠杀民众!(同学大鼓掌,会场空气更为紧张)
  “政府一再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和平统一,一致对外’了。‘和平统一,一致对外’是我们人民所渴望、所祈祷的。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站在民众利益立场上的‘和平统一’,不是少数官僚军阀们分赃的‘统一。我们尤其反对今后国内再有分赃不均的军阀混战!
  “根据了以上的要求,我们北京大学的同学才一致议决,组织南下示威团,与南方的民众见面。我们决不向政府任何官僚叩头请愿;反之,我们只有集合广大的劳苦群众,一致起来,向这个背叛人民意志的政府示威!过去各地方学生请愿的成绩,大家都是亲眼看过的。这种依赖政府的行动,事实上,不但已经证明毫无效果,即理论上也说不通的。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只有中国三万万五千多万被压迫被蹂躏的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才能够走上真正彻底解放的道路。此外,对于一切与民众利益站在相反对的地位的人,我们不能对他们有丝毫希望,丝毫幻想!
  “同学们!中央大学在中国东南半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诸位有勇敢有智慧的青年战士们!在中国解放运动的过程上,负有特别重大的使命!我们不能眼看着中华民族任人压迫、任人蹂躏、任人出卖、任人凌辱,而不起来挽救我们民族的厄运啊!(鼓掌)
  “危机就在眼前!每一个帝国主义者都在摩拳擦掌,准备着伸出毒手,扼住我们民族的咽喉!时机是非常紧迫,一刻都不能等待。青年的战士们!联合起来罢!拯救中国……拯救中国!”
  我们的代表报告完后,接着就是一阵全塲激烈的鼓掌声。这时候,中大同学的情绪,简直兴奋到不可遏止的程度了。幸而这个主席,好象一个最富有经验的舵手,把同学们潮水一般的热情暂时稳定住,于是会场开始讨论。第一项就是如何营救北大被捕同学?结果议决:第一,通电全国,揭发此次政府对北大同学的残暴行为;第二,要求政府立刻释放北大被捕同学;第三,要求政府赔偿学生损失,向北大中大道歉,并惩办凶手;第四,散会后立刻全体整队赴卫戍司令部,限卫戍司令部立刻释放被捕同学,否则全体包围卫戍司令部,决不回校;第五,联合全国学生一致罢课演讲,游行示威。
  议案完结,于是有人动议:立刻全体整队向卫戍司令部出发;至于对于时局问题,明日再召集大会讨论。议案经全场一致热烈通过。再则通过游行示威时的口号,大致与北大相同,只多了一个“援助北大同学到底”。这个口号也是南京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
  在阳光下,在寒风里,浩浩荡荡的青年队伍,高举着“中大示威团”的旗帜,热烈的行动起来了。惧怕民众比惧怕帝国主义更甚百倍的当局诸公,他们苦心焦思用种种罪名加在北大示威的头上,并且派出大批雄纠纠的兵士来捆绑北大示威团的同学,以为北大示威团一经消灭,则可天下太平,高枕无忧。他们梦想不到继“北大示威团”而起的,又来了“中大示威团”,更想不到继北大之后,不到十天的工夫,全国各地学生的示威团都聚集到南京了。
  激昂慷慨,不可抗拒的示威运动,惊破了一切高等华人的清梦。
  在夕阳下,在寒风里,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走到“国府”的门前来了。“国民政府”——四个斗大的金字,辉辉煌煌闪耀在群众的眼前,但可惜这四个大字对于民众只代表贪污与剥削。同学们举手顿足,高呼“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于是继续向首都卫戍司令部前进。
  卫戍司令部这种机关的性质,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之下,对于维持军阀官僚的统治作用上,是有它特殊意义的。它不是军阀官僚统治的主力,然而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关。只要看它几年来利用种种罪名杀戮人民的成绩,就可以知道这种东西的意义所在。尤其是在这次摧残北大示威团的工作上,首都卫戍司令部更建立了不可忽视的伟业丰功。然而今天群众涌向它的门前来,却并不为了庆祝它的成功;反之,乃是证明了它的失败。
  当示威的队伍走到卫戍司令部门前来的时候,守门卫士便迅速地自动把武装收藏起来。学生的代表和总指挥便走上前去向他们说明来意,并要求立刻转达里面的主管人员,亲自出来当面向群众答复一切。这时候,群众的口号,越发激昂而且紧迫,但是队伍却很严肃地保持着秩序。
  大约过了十分钟的光景,从里面走出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物来。他大约有四十岁上下年纪,或者是因为他看见了对面展开着人山人海的缘故罢,他的脸色显得特别苍白;然而另有一种虚伪的微笑,妆饰在他的眼角和嘴角。无疑地,他是希望以“微笑”来缓和大众的争斗情绪。当他立在一个凳子上,正要开口向大家说话的时候,总指挥立刻制止他发言,要他先听听群众的口号,然后再议论其他。于是大家一致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官僚政治”,“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援助北大同学到底”!……
  这时候,学生的代表和总指挥开始质问:卫戍司令部为什么要逮捕北大同学?并奉何人的命令?这个军官模样的人物,含着有意的微笑,说政府并不是逮捕北大同学,而是因为北大同学爱国热情特别激烈,所以“请”北大同学到孝陵卫“休息休息”,将来受军事训练,我们一同对帝国主义作战(?)。这时候,群众一致的发出轻蔑的冷笑。于是代表们又开始质问:既然是“请”北大同学,为什么要派大批军警用绳子捆绑起来,用武器来殴打?这种“请”法,是谁的命令?为何中大同学亦同样在被“请”之列?
  这位军官模样的人物,完全呆住了。在这顷刻之间,他或者得到了一点理解:知道群众并不是花言巧语,或以狡猾的微笑,就可以欺骗住,蒙混住的。他转向学生的代表们,问大家此来有何要求?他可以代表司令答复,因司令正在中央党部开会,不能亲自来接见大家。学生的代表便提出:
  (一)立刻释放北大及中大同学;
  (二)赔偿学生损失;
  (三)向北大及中大同学道歉;
  (四)惩办凶手;
  (五)保证以后不再摧残民众运动;
  (六)释放前次被卫戍司令部诬以共党名义而捕去的中大抗日会负责同学杨君。
  学生代表将以上几点要求很严重的提出后,这位军官模样的人物,连忙说一切都愿照办,并且说,他也“愿意”立刻释放被捕同学;但须向司令官通电话请示。于是群众大声急呼“赶快,赶快”!总指挥命令纠察队随同这位军官模样的人物一齐进去,监视着他打电话,并限这位军官十五分钟内一同出来回答,如回答不能圆满,即以相当手段对待。最后这一句话,使得这位军官模样的人物,进去了以后,就再不敢出来了。
  群众在外面等得烦燥起来了。口号的呼声,越发高亢,越发激昂,太阳渐渐向西方沈下,眼看着军官的口头答应,将要随着夕阳的光辉渺茫,渺茫……
  等候了半天,纠察队出来报告,说那位军官并没有打电话,要大家稍加等待,另有负责人员——据说是秘书长出来答复一切。群众都看出了里面欺骗的把戏,大家不容情地咒骂起来了。正在駡声嘈杂的时候,里面走出一个穿西装的人物来,一副灰色的面孔,带着几分狞恶的神气。群众一看见这个人物,就越发愤怒起来,有的人就大声地吼出来:“你是什么东西呀?臭官僚!”有的人狂呼:“打,打!”有的人喊:“听他讲吧!听他讲吧!看他能不能圆满答复!”……
  总指挥竭力叫大家镇静,暂且忍耐,听他的答复如何。于是一切骂声、喊声,稍稍停止。这位穿西装的灰色面孔人物,站在櫈子上,很不响亮地向大家说,他不能负完全责任向大家答复一切,他只能把大家的要求转达给司令官。这时候,咒骂声、吼声、呼打声疯狂般地嚷起来了。这位灰色面孔的人物,赶紧从櫈子上跳下来,仍然用着很不响亮的声音,向代表们要求一齐进去给司令打电话,并且说:“北大的同学已经送往孝陵卫去了。”最后他还向大家表示:他“也愿意”立刻释放被捕的同学,而且“愈快愈好”。
  代表进去了,许久还不见出来。“谁知道里面耍着什么把戏呢?”大家都这样疑虑着。太阳的光辉没有了。马路上的灯影,含着几分凄凉的滋味,在寒风里,在人海中,微微的闪动着。切希望,都好象更加渺茫了。但是人群的愤怒,却正在无边地高涨。有的人大声叫喊,主张到孝陵卫去营救北大同学出来;有的人主张到中央党部去当面质问卫戍司令谷正伦。
  大家正在讨论的时候,里面的代表,有一位带着惊惶的神色,飞快的跑出来了。他向大家报告:“我们的代表都被扣留了!”。
  “我们的代表都被扣留了!”这一个消息,象火一样的燃烧了大众的愤怒。众声大呼:“冲进去呀!”于是万头攒动,万声齐呼,潮一般的人群齐向首都卫戍司令部猛进。女同学毫无逊色地担当前锋。里面的军队用死命地抵住大门,然而在群众的猛力攻击之下,第一道大门被冲破了。有些学生站在院子里向兵士讲演,历述统治阶级的罪恶,要兵士们共同携手,共同向前奋斗。兵士们认识了这个粗浅的真理,都相率而散,不再阻拦学生们的行动。于是大家高呼口号,继续向第二道大门猛进!人群里发出了一致的叫喊:“我们的统治者哟?你开枪吧,……你们有的是枪弹,我们有的是生命!……”这样悲壮、凄凉、沉着,而且伟大的呼声,的确是代表赤手空拳的人民在黎明以前的一种苦闷的叫喊。第二道大门冲破了!群众立在院子里,继续高呼口号。总指挥下令暂时停止进攻。被扣留在里面的代表,这时候也释放出来了。
  这一场英勇的行动之后,大家的态度依然是非常坚决,因为大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还没有在眼前实现。总指挥命令运输队出去购买食物,并且说:“事情不是暂时就可以告结束的,大家需要充实着肚皮继续奋斗!”这时群众一致表示:“除非被捕的同学完全释放出来,我们决不能回校。”
  大家一致席地而坐,等候着新的局势开展。卫戍司令部的第三层大门,紧紧的关闭着。那些平常拘留民众囚禁民众的人物,现在被民众拘留起来,囚禁起来了。过了半点钟的光景,运输队买来了面包,向大家分送。大家嚼着面包,等候着新的局势开展。
  这时候,纠察队从外面领着一个青年人进来。他手里提着一个筐子,里面满盛着食物。他走近群众面前来,向大家声称:他是“蒙藏院”的一个小职员,眼看着大家英勇的行动,觉得万分同情;又知道大家正在饥饿的时候,所以买了些食物,亲自送来。群众知道了这位青年人的来意,有的立起来向他表示感谢;有的受感动得叫喊起来。但是群众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坚不肯说,他只是向大家微微的点了一下头,便走出去了。是的,象这样富于热情的青年,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真不知有多少,一旦革命的光辉照耀起来的时候,这些单独的热情者,都会走向群众面前来,成为大众中的一员战士的。
  这时候已经到了下午九点半钟。我们北大的同学,没有被军警捕去的,陆续回到中大体育馆来者,有七、八十人。大家知道中央大学的同学已经冲进卫戍司令部,正在坚持营救北大被捕的同学,于是我们这些从军警重围中漏网的青年,再行整队,向卫戍司令部前进。同时,南京五卅中学的同学,得知消息,也全体整队向卫戍司令部出发。
  两三千个青年,在一个黑沉沉的寒夜,大家汇合起来了。大家胸中都蕴蓄着同样的悲愤,当大家汇合起来的时候,几乎高兴得流出眼泪来。热烈的呼声和掌声,震动了寂寞的黑夜。当被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握手的时候,这是如何的愉快啊!?然而这正是一切时代暴虐者的悲哀呀!
  中大、五卅、北大三校的代表,在这里临时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认为这次政府逮捕北大同学,是在事先就有了决心的。营救被捕的同学,不是暂时可以成功的,需要把整个南京以及全国的学生运动,一致的发动起来,向政府示威,方能使得政府承认自己的错误,方能恢复被捕同学的自由。目前大家和卫戍司令部坚持下去,将不会迅速地就收到实际的效果。主张全体同学暂时回校。
  三校的代表,将意见决定之后,于是向同学们提出。起先许多人起来反对,尤其是中大的同学,认为非要被捕的同学完全释放之后,决不能轻易回校。后来经代表们再三解释,同学们始接受暂时回校的意见。同时,中大同学的通信队,从中央党部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政府已急电北大校长蒋梦麟来京,将北大被捕同学率领回平。
  对于这个消息当时大家认为非常不能满意。为什久呢?因为学生的示威运动,是出于自动的救国热忱,绝非任何人率领而来,当然亦不是任何人所能率领而去。北大的同学,在他们为民族解放运动而斗争的过程中,更不是校长来了,就会跟了回去的。
  晚间十点半钟,正是冬夜寒风萧索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被捕的同学在孝陵卫过着绝食的囚犯生活的时候,从首都卫戍司令部里,浩浩荡荡的走出几千个满腔悲愤的青年来。他们沿路仍然高呼着口号,咒駡着政府,回到他们的阵地来。他们正准备着第二天更伟大更普遍的斗争。
  当晚十一时我们示威团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去。
  八 一切工作重新开展
  在上一段的报告里,我们之所以要把当时的情境叙述得那样详尽,为的是使大家认识我们青年在这个时代中英勇的姿态,从而领会到现在城市中的知识阶级,与当前的统治者,矛盾冲突达到如何的程度。因此,卫戍司令部的一幕,是我们所永不能忘记的一幕,虽然这一幕的主角是中央大学的诸位可敬爱的战士。
  现在,我们再把北大示威团重新健全组织,重新开展工作的情形报告一下,使大家知道我们并不因同学们被捕而灰心;反之,我们是在含悲忍痛中努力向前挣扎。
  示威团代表团负责的同学,几乎有三分之二,都被捕去了。因此各股的残缺,有首先充实起来的必要,不然一切工作是无法进行的。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我们在中大体育馆开了一个未被捕同学的全体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当时议决:各股职员按照残缺情形加以补充,每股人数一仍其旧,但每股负责人员得自由聘请干事。至于示威团的全部编制,与从前亦稍有更动。过去每组十人,设组长一人,五组为一小队,设队长一人,全团共为三百五十人,设总指挥一人,副指挥二人。现在回到示威团来的,只有八十三人,所以编制上不能不加以改变,即:每组六人,设组长一人,组以外不再分小队,全队设总队长一人,取消总副指挥制。这是当时由客观环境所规定的组织;一直到南下示威团离开南京为止,我们还保持着这个组织。
  正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南京北大同学会的毕业同学,来报告我们几点消息:(1)北大被囚禁在孝陵卫的同学总数共一百八十五人;(2)政府决定用军警强迫,将被捕同学押解回平;(3)北平留校的同学,已全体赴东车站候车南下。同时,中大抗日会亦转到留校全体同学的电报,报告北大全体留校同学已候车出发,共同奋斗。
  对于第一个消息,我们认为:除去被捕及已回到本团的人数之外,同学失踪者尚有数十人之多。此数十失踪的同学,我们一方面托南京同学会代为调查;一方面在报纸上登启事,召集他们回到本团来,如人数不齐要政府负完全责任。因为政府既然会任意拘捕,亦难保不在暗中囚禁。对于第二个消息,我们认为:此次南下示威,为的是唤醒民众,团结民众,与中华民族的内外敌人,傚(“傚”疑为“做”—编者注)你死我活之争。我们决不畏惧任何牺牲。南京政府阻碍我们的行动,逮捕我们的同学,从国际的关系上看来,证明它是帝国主义的同谋者;同时,若从中国民众的立场上看来,它是践踏人民的唯一铁蹄。我们要向政府争取人民的生存权利,我们要政府在南京释放被捕的同学,不许强迫押解回平。对于第三个消息,我们认为:自从北大示威团抵京以来,政府以及被政府金钱所收买的宵小走卒,一再发电造谣,擅称南下示威,为少数人的行动,留校同学的全体南下,乃势所必然,并且会必然的堵住一切造谣的口,反映出政府无耻的饶舌。
  同时,南京新民报的新闻记者,代表他们的报馆来向我们致慰问之意。我们感谢这位记者的盛意!新民报在南京,是比较能够站在民众方面吐露些真情实话的;因此,它的言论,还能够相当的获得民众的同情,但是,政府对于这个报馆,常常加以无理的压迫。我们更应当感谢这位记者,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一件可贵的消息,就是北平有三千多学生,已经在包围车站,准备向南京出发。
  当时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觉得心中有不可言喻的愉快。眼看着“五四”、“五卅”时代的火焰就要重新燃烧起来了!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群众运动的狂潮,会奔流得如此迅速。但是,当日南京的报纸都不敢登载这个消息。
  关于工作,我们在大会上决定,特别着重三点:第一就是努力促成南京总示威的实现;第二加紧营救被捕同学;第三公开答辩一切诽谤者的造谣。
  我们联合中大的同学,共同组织宣传队,出发到南京各校,公开演讲。宣传队的演讲题材,完全本着我们的宣传大纲,向全南京市的青年朋友,说明了我们南下的意义。宣传队分十二队出发到各校,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满心欢喜,因为我们收获了很好的成绩。南京全市总罢课的形势一天一天的更加紧急。
  我们预定在南京召集全市各校学生的代表,组织被捕同学后援会,同时,派往上海去的代表,亦本着这个使命,努力向各方面进行。
  六日晚间,我们被捕的同学,由孝陵卫秘密遣人送来消息,我们知道他们正在里面过着艰苦的绝食生活。他们的绝食与当今一般大学教授们以绝食来沽名钓誉,向统治阶级乞怜,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必死的决心,向统治阶级表示失了自由后最后一刻的反抗;后者恰恰象乡间缺乏教养的妇女,以投河、上吊等等恫吓手段,要求她们的丈夫多多爱怜。
  我们得到了消息以后,大家面面相觑,各人深长的叹了一口气,觉得他们的斗争真正是过于艰苦了。我们一面派人到孝陵卫去劝他们进食;一面把绝食的消息告诉各报馆的新闻记者。不幸派去的人竟被卫兵阻拦,不许接见;各报馆又慑于南京政府的权威,不敢把这个消息揭放出来。统治阶级是想尽量的蒙蔽现实,不敢把一切事实的真象暴露出来;被压迫者却要尽量暴露一切现实,使人们能够除开眼睛认识真理。这便是当代文化生活中一个绝大的矛盾。
  我们向各报登载召回失踪同学的启事,也被各报馆谢绝了。因为我们在启事中,表示对于失踪的同学,十分怀念,并且告诉他们对于被捕的同学,我们示威团正在设法营救,希望他们赶紧回到本团来共同努力。后来只有新民报用新闻的方式,把我们的意思,隐隐约约在字里行间表示出来。在南京政府苛刻的新闻封锁政策之下,我们连万分之一的言论自由都没有;然而政府的御用宣传机关南京中央通信社及中央日报,却可以肆无忌惮的给我们捏造谣言。
  十二月八日,首都各校,纷纷派代表到中大体育馆来,向我们表示慰问之意。同日,杭州、上海、徐州、济南、广州各地的学校,亦纷纷以函电来慰问我们,并且表示,愿一致努力,营救被捕同学。上海中等以上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七日致电南京政府,质问政府为何逮捕北大同学?并问北大同学的宣言中,那一句话有反动的嫌疑?限政府二十四小时内明白答复,否则率领上海三万青年来京,一致向政府示威。八日早晨蒋介石复电谓:“……北大示威团,因其到京以来,扬言示威,拒绝招待,传单口号,公然有煽动扰乱打倒政府之表示,军警劝阻,又行暴动(按:暴动二字妙极),秩序所关,不能不将一部移地隔离,加以管束,现已送之回平,更无所谓释放。政府爱护青年,决不使反动者遂其牺牲青年之毒计,多方宽容,事实俱在,诸君自不必轻信浮言,遽行独断。综观此次来电,不独对民主真缔,国民权责,多所误解,而且限期答复,俨视政府如敌国,如此创闻,实堪骇痛。……”(见十二月十日北平各报)
  我们真应当感谢蒋主席的圣明,他自从民国十六年北伐起,就在苦心孤诣的爱护我们青年。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据后来外国报纸的调查,中国青年被牺牲的不下十五万人,结果是蒋先生踏着死者的血迹登上了主席的高位。此后南京政府每年必发动若干次内战,每次内战都是中国青年兵士在当炮眼,人民所受战祸之苦,当然更不用说。连年战争的结果,使中国人民陷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地,都是蒋主席爱护我们的成绩,都是蒋主席的民主真缔之赐。往事历历,曷可多言,蒋主席对于我们的恩惠,我们是终身都不敢忘记的。至于他对我们示威团的深情厚谊,不过其小焉者耳!
  老实说:我们都是有思想能记忆的青年,数年来历史事实的教训,使我们认清了当前的是非黑白,认识了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责任,我们不能为一切威武所屈,当然亦不能为任何人所利用。官僚、军阀、政客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内战的英雄们放心罢!我们用不着你们的爱护啊!
  当我们听到被捕同学,于七日清晨由军警押解起程回平的消息,我们对于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因此只得告一结束。正在联络上海、南京各方面游行组织中的被捕同学后援会,遂亦不得不因此中止。八日晚间,上海中等以上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两个代表来到南京慰问我们,并且报告,我们往上海去的代表,在那方面活动的情形。上海有两万学生,为援助北大同学,为反对政府卖国外交,于七日上午通过租界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有三万人准备到南京来,与北大亲切的携手。
  八日上午,中大、武大、北大三校同学,代表华南、华中、华北三个地方的学生势力,在南京联合总示威!国民政府与外交部的鉄门牢牢的关闭着。我们的第二次告民众书,飞满了南京城。
  十日南京全市学校总罢课,五千人游行示威!国民政府与外交部的鉄门牢牢的关闭着!群众的怒吼震动了豪华绮丽的南京城!
  南京政府一面否认曾经向国联提议锦州划为中立区及天津共管;一面否认曾经逮捕北大同学;但另一面,它已经暗中把屠刀拿在手里了!
  九 关纾事件的意义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各种不同思想的广大的试验室。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内部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想,显然分化出各种不同的姿态。
  我们北大示威团,在这次反日运动中,亲眼看着一些人,为了个人生活上的蝇头小利,不得不仰仗统治阶级的鼻息,在广大的人群之中,演出各式各样的丑态。
  我们为了要巩固北大同学的反日战线起见,不得不将这些丑态,从客观的事实上检阅出来。历史是一块无情的试金石,一切魑魅魍魉,都要在它的前面露出原形来。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北大同学被捕之后,南京学生总示威的形势一天一天迫切,政府穷于应付,所以常常派些流氓到南京市各校来,散发些匿名传单,将各校反日会负责的学生,皆一一列为“共党”,并号召全市学生不必与“共党”为伍,不必参加南京的总示威游行。某日清晨,中央大学纠察队,在校内梭巡,忽然发现校内马路上有此种匿名传单,立时鸣笛集合,分向校内各处搜查,并将此项匿名传单,尽行撕毁。同时,中大纠察队即实行全校戒严,遇有不戴学校徽章及示威团袖章者即加以盘问。
  八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示威团的同学,忽然在中大体育馆门前,大声咆哮起来,几十个同学一齐出动,向前追赶着一个身穿漂亮西服的青年。中央大学纠察队闻警,亦全体出动,迎头包围,在小门边将此人捕获。当即由中大纠察队将这位青年押赴中大抗日会。此人不是别人,便是鼎鼎大名的关纾同学,便是后来上海英文独立周报所称为Party Crooks(译作“党棍”)之流的人物。
  抗日救国会门前围满了好几百人。要求北大同学将此人的来历,向群众面前报告,于是示威团派交际股的同学,将关纾的行迹,当着大家面前,历历述说一遍。大致上有几点:(1)关纾在北平时利用北大抗日会代表的名义,与当局勾结,组织所谓“新学联”,破坏北平学生的反日运动。(2)关在北大同学全体大会中肆行捣乱,反对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并殴伤同学。(3)北大同学全体大会,已停止旧抗日会职权,关纾竟冒充代表,随“新学联”南下,谋破坏北大示威运动。抵济南时被同学在车中发现,当即加以质问:“北大全体大会,既已停止旧抗日会一切职权,为何你现在尚以北大代表名义,参加‘新学联’南下请愿?”关纾没话可说,自认错误,答应即刻下车回平,不往南京。(4)五日北大同学被捕时,有脱逃归来者向示威团报告,谓目击关纾在场,指挥军警,伺捕代表。(5)今日关纾来中大,必有重大用意,不然何以一见北大同学,就仑惶逃跑?
  北大代表报告终结之后,群众哗然,高声呼打,虽经中大纠察队极力弹压,吼声仍不稍止。不得已乃由中大纠察队队长,将关纾提出,立于一小櫈上,使群众瞻仰此公风仪,众乃愤愤而散。这是当日十一时左右的事。
  后由中大抗日会,将关纾审问两次,录取口供十一张,经关纾签字同意无误,并盖指印两枚。晚间中大抗日会的代表,来示威团商谈此事,彼摇头叹曰:“青年人干这种勾当,真是狗彘不食!”当时北大同学听了这话,都觉得替“北大”二字含羞起来。问审讯结果如何,中大代表说道:
  “我们在他身上先后共搜出八百元来,起先搜出五百元,后来又搜出三百元,问他钱是那里来的,他起先不肯说,后来才说是陈先生给他的。又问他究竟是那个陈先生呀?他才说是中央党部的陈立夫先生。问他来中大干什么?他说是来找某同学。问他既然来找同学,为什么见了同学就跑呢?他说是因为误会。后来审讯完了,纠察队看守着他,他拿出三百块钱运动纠察队,要纠察队给他打电话,如果电话不通,就请纠察队亲自到中央党部报告陈果夫,说事情不兴,计划不成了,快快派军警来救我。他并且还写一张铅笔纸条,托纠察队带出去,交陈果夫、陈立夫、方觉慧、杨栋林,要他们派军警来。幸而我们的纠察队好,没有受他的贿赂,不然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情来。目前我们中大抗日会觉得,这个人实在不能即刻释放,谁知道他要替统治阶级的侦探机关兴些什么计划呢?从各方面看来,他实实在在是在破坏民众运动,而且要一步比一步毒辣。我们想最好能够在南京总示威时,把他的罪状宣佈出来交给民众以公意裁判。你们觉得如何?”
  当时代表团的同学,以为事情太严重,不能立刻答复,须由代表团开会讨论后,决定出办法来,再与中大抗日会商量,共同处理。
  九日代表团开会讨论关纾事件,大家都觉得事情太严重,不能草率决定,须留交全体大会讨论。关纾所处心积虑,一再发挥其阴谋者,乃在破坏整个的北大示威运动,全体同学身受其苦,故处理办法,当由全体大会决定之。但关纾之秽声,已传遍中大,此于北大之校誉,殊多损失。故决定去函中大抗日会,要求将关纾引渡,且申明以后处理办法,由北大示威团同学全体大会决定以后,再征求中大的同意。
  九日晚间,示威团开全体大会,讨论关纾问题,议决:“(1)在本团离京以前,令其亲写悔过书,声明以后不再破坏学生运动;(2)登报向中大北大同学道歉;(3)以上两项如关纾不能完满执行,即请中大抗日会将关纾暂行看管,俟本团回平以后,开全体同学大会解决。”(见九日全体大会记录)
  同日,中大抗日会将关纾口供、证物,移交本团,中大抗日会封套上书“北京大学密探关纾文件存”字样,内计关纾口供十一页、审问项目预备单三页、关纾请中央资助书一件、名片七张、印章一枚、饭馆账条一张、致陈立夫等铅笔纸条一纸。当时示威团同学看见这一大套“光荣美丽”的玩意儿,无不为之骇然掉舌!有人说关纾身为堂堂当朝的忠实同志,他应当披起革命的袈裟,来超渡我们这些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小民,才是真正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然而关纾竟不出此,反来阻碍民众运动,甘心作统治阶级侦探机关中不大名誉的小工具,是何故哉?或曰:“人无骨气,利欲薰心,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关纾不过其下焉者耳!”
  十日晚间,代表团将昨日大会议决案,录交中大抗日会,征得同意。同时,因示威团决定明日返平,故亦将示威团的决议,示知关纾,关纾皆一一首肯,但未及执行,即于晚间十时左右逃去。
  谁知道他以后还要演些什么丑态呢?
  (代表团负责声明:关同学从陈立夫等手上讨来的八百花银,因当日审问之后,无人保管,故均由彼自存,逃脱时一并携去,并无一文损失,凡未被捕同学,人人得而证明。)
  十 上海的一幕
  上海是一个繁华而且怪诞的都市,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是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所操纵的场所;这里的道德和伦常便是金钱与卖淫,这里所炫耀的文明便是无穷血汗的结晶。总之,它是一个最能表现现代殖民地文明的都市,它是一块庞大的海绵,里面吸满了中国劳苦群众的血汗。世界恐慌的结果,引起国际帝国主义者加紧向殖民地的进攻,于是这块庞大的海绵,陡然增进了吸收榨取的强度。
  北大南下示威团,由北平出发的时候,决定先向南京示威,然后再转向上海。因为前者是帝国主义政治上代理人的中心地点;后者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中心地点。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要从内部著力,必须要与民众切身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全国一致动员,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如此,方能使中国走入真正独立解放的地位,同时,在这种地位上来展望全世界革命的远景。这便是中国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之伟大处。无疑地,北大示威团负了这种使命,一开始就与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发生冲突。示威团同学大部分被拘以后,余下的同学,因促成南京总示威及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非常迫切,所以不能如原定计划全部转向上海,发动广大的民众,向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本营进攻。因此,十二月六日,上海中等以上各校抗日联合会,为营救北大同学及反对政府卖国外交事,开紧急代表大会(见七日北平晨报)。先是,北大同学被捕之后,南京政府因恐上海学生奋起,特派邵力子星夜赴沪(见六日上海各报),为政府张目,去缓和并麻醉群众。代表大会正在讨论营救北大同学时,北大代表王同学及赖同学适赶到会场,投北大示威团代表名片,请求列席。主席团接受之后,向会场报告,全场鼓掌欢迎,并请北大代表报告在京示威被捕真象,时邵力子已先在座,示威团代表即起立报告四点:
  一、北大同学南下示威的意义及其经过;
  二、北大同学全体大会对于目前时局之主张;
  三、政府对于北大示威之种种恫吓和造谣;
  四、北大示威团在京被捕时的真象及现在孝陵卫被拘之苦况。
  示威团代表报告终结之后,并正式提出上海反日运动应取之步骤,贡献于上海抗联代表大会,时会场空气即加倍紧张。一致议决:
  1.援助北大同学;
  2.质问政府为何逮捕北大同学,并限政府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全市总罢课,向南京出发(上海抗联质问政府电见七日上海申报);
  3.反对划分中立区及天津共管;
  4.明日全市各校总示威(示威路綫必须通过租界,尤其是要通过日本租×××);
  5.明日下午游行示威后,各校准备向南京出发。
  邵力子先生,本为满怀着抹杀北大同学被捕真相,缓和学生斗争情绪而来,不想我们的代表,恰恰赶到此地,把一切真象揭穿之后,造成了完全与他意志相反的议决案;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然而邵先生毕竟是政治舞台上的老将,就毅然起立,说道:
  第一,余此次来沪,奉命解释民众怀疑各点,使政府与民众不致发生隔膜。
  第二,锦州划为中立区,完全为避免与日冲突。(见七日北平晨报。按:邵力子承认把锦州划为中立区为避免与日冲突;蒋介石与顾维钧却否认有把锦州划为中立区之说,谓“为奸人造谣,绝无此事”,然则邵力子确为造谣之奸人也。)
  第三,今日中国任何方面,不能与日一战,故惟有借外交以求胜利。(按:外交胜利的成绩,就是把整个中国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共同管理。)
  第四,北大示威团,到京以来,行动离奇,扬言示威,南京并无日本势力,示威何用?且口号传单,诸多反动,对于政府,太不顾面子。
  第五,北大示威团游行时,手执红旗,且高呼无产阶级口号。军警劝阻,又行殴打,故不得不暂时加以管束,但生命安全,余决可完全担保。
  当时,北大代表即起立答复,特别着重最后两点,申明“北大示威行动,公开坦白,毫无离奇之处;所离奇者只不过不向政府‘请愿’而向政府‘示威’,因此引起政府反感,将同学加以逮捕。南京表面虽无日本势力,实则暗中却有与日本妥协,出卖民族利益的当局。当此民族生命关头,吾辈不但不能替此卖国政府顾全面子;反之,我们只有无情地揭穿它的面子。示威团的宣言口号,外处皆针对着民众目前切身需要而发,绝无所谓无产阶级暴动口号,首都民众有目共睹,有耳共闻,岂能任意揑造。示威团游行时所执旗帜,红、黄、绿、白各色皆备,且每面旗帜之上,皆大书‘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者我们的各色小旗,在邵先生眼中,尽成红色,亦未可知。但此须邵先生的视觉负完全责任,旗帜无罪也。”
  我们的代表答辩之后,邵力子寂然无言。然而这时候,会场内已布满了侦探和军警,主席团的人物,已陆续回避,我们的代表见此情景,遂相率退出,安然回到旅馆。这是六日晚间的事。
  七日,我们的代表,将南下示威第一次宣言,在上海翻印三千份,遍发上海市各校。同日上午,上海一万五千学生总示威。
  八日,党国柱石汪精卫先生,召北大、中大代表谈话,面谕两校代表,勿将学生运动扩大,尤其是不要扩大到一般工农身上去。两校代表将全体同学意志,历历陈述之后,即行退出。回想汪先生,数年以前在武汉时代,高呼其“三大政策”,“工农利益”,如今摇头一变惧怕工农大众,高唱“民主政治”,却始终不肯把民主的口号,拿来向我们小民兑现。由“正”到“反”,难道这就是辩证法的规律,所谓“到反对物”的发展吗?这个只有汪先生自己心里明白。
  上海光华大学派代表三人来京,慰问本团留京同学,并质问政府外交方针。上海情形,亦由三代表口中,知其大概。晚间中大抗日会,要求北大各派代表一人赴沪,将首都最近情形,向上海各校报告,因上海同学数万人皆欲急急来京,联合总示威。此时,北平学生与济南学生五千人已先后登车南来。安徽大学已全部出发。太原、杭州、西安,学生亦奋起示威,与党部发生冲突,各党部被学生捣毁,北平市党部亦遭受了同样的运命。各地示威运动的消息,俨如狂风暴雨一阵阵吹打过来;……反日本帝国主义,反出卖民族利益政府的空气霎时弥漫了全国。
  九日上午九时,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上海西门少年宣讲团,举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到二十九大学代表,北大代表许同学与中大代表江同学,亦被邀列席。会议时,北大代表许同学,激昂陈词,约分数点:(1)北大示威团,在孝陵卫被拘,忍饥耐寒,痛苦不堪。(2)示威团被军警用绳索捆绑,于深夜大雨中,押登汽车,载往浦口过江,强送回平。(3)希望上海同学,本北大精神,一致奋斗,拯救中国。许同学演讲毕,中大代表即起而报告在京民众运动的情形:(1)民众运动,已趋于积极的向政府示威;(2)首都总示威约五六千人,精神极佳;(3)上海同学赴京之食住问题,皆可解决;(4)北大示威团被捕同学,被军警绑押回平。二君言毕,全场空气甚为紧张,直至十一时半始行散会。不料二君出门时,忽有便衣武装者二三十人,突拥上前,施引毒殴,其他代表驰至援救,则许君已为便衣暴徒所挟走。当场捕获凶手王福生一名。当时据文化、同济二校代表目覩,凶手中有二人乃是某机关干事,一姓刘,一姓张,但均被脱逃,市党部陶百川亦在内。各校代表都觉得愤恨非常,多有流泪者。后来就到民立中学继续开会,当场议决限令公安局查出北大代表,并惩办二区二分所所长等项。其实据上海华东社记者报告,当惨案发生时,公安局巡警还近在咫尺。他们为什么不用他们平日的忠实态度出来干涉呢?就是因为某某机关是与枪杆儿阶级一致的!
  但是伟大的民众运动决不是几个暴徒所能够恐吓得下去的,假使它要起来的话,千军万马也是镇压不了!就在当天的下午,激昂愤慨的青年学生,从交通、光华、大夏、法政、复旦、两江、美专、暨南、商船学校、中华留日学生会等处源源而来,总计不下八、九千人,都会集在市政府门首。当场就由学生义勇军把守大门,并推出代表向市长张群提出四项条件:
  (1)不准压迫抗日运动
  (2)释放被捕同学,
  (3)惩办公安局长,
  (4)惩办市党部人员,枪毙凶手主使人。
  张群照例逐条答复,对于释放被捕同学一项,说是“当凭良心”做去。学生因为许君未曾放回,坚决的等待市政府执行大众要求。一直到下午八时以后,张群又不得不出来敷衍几句,说什么:“决将凶手交于群众,但须请示政府,并负责请求政府枪毙”,“决不压迫民众运动”,“即下令通缉陶百川”等等。但空话是骗不过民众的,拥拥挤挤的学生鹄立在市政府门前,全体坚持非将凶手带来,当众审判,并将北大同学要回不可。几次三番的警备司令熊式辉、秘书长俞某等都想用他们的惯技——不兑现的安慰,来骗同学回校去,可是一切这些不兑现的空话,学生都付之一笑,而竟坚持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九点三十七分,市政府俞秘书,由公安局水巡队内将许同学寻出,带到群众面前来。大家眼看着许同学的生命由统治阶级的地狱中夺取回来了,大家万分高兴,几千人一致鼓掌,一致高呼:“北大代表万岁!”群众将许同学拥至台上,请报告被捕情形及经过。许同学当着几千个反日的英勇战士面前说道:
  兄弟昨天上午在小西门少年宣讲团报告北大示威团在京被捕经过,于下午三时,与中大代表江同学步行出门,及至门口中华路,即有便衣侦探二十余人,持有手枪,将我痛行殴打,并押上路旁之汽车绑去。先至公安局督察处,继移至第三科,复押至董家渡公安局水巡队中,时已在下午十时许,但船荡至中流,似向浦东驶去,兄弟感觉此身将付之流水。后来驶回董家渡,即见俞秘书下船,当即同乘汽车至此,兄弟个人生命,已蒙诸同学救回,不胜感谢;但中华民族的生命,尚在帝国主义手中,吾辈须用万倍以上的努力,向前争取!”群众闻许同学报告后,能不涔涔泪下,且大声痛骂当局,后由学生义勇军将许同学护送至同济大学养息。群众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啊!
  同日清晨八时,由市政府秘书耿嘉基,将凶犯王福生由法院提出,交民众审判。学生代表团,第二次会议,即决定组织民众法庭,其产生方法,由五校代表及要求市政府亦派两代表,共同组织。审判长为上海法政学院季始元;审判推事法学院吴云从,复旦吴树谟,美专洪达志,交大许邦和,市政府孙葆容、郭燊;书记官大夏肖怀古;此外再由大夏、复旦各派义勇军二十人,为司法警察,共计四十人。
  民众法庭于十日下午十时组织成立,当即在市政府会客室开首次法庭预审,中外记者数十人旁听。传凶犯王福生审问,其口供如下:(问)你叫什么名字,那里人,年龄多大,住什么地方,做什么事?(答)叫王福生,江苏吴县人,年二十五,现在兵工厂作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答)现在贝勒路十六号。(审判长叫证人交大某君作证)。(问)证人,你见他打北大代表吗?(答)见他(指凶犯)打北大代表,并见他打的时候,穿淡色长衫,有血斑,现没有穿着。(问)王福生谁主使你打的?(答)谢贵生叫我打的,他是湖南人,现在高昌庙住。(问)你在什么时候打的?(答)我们到的时候已在打了。(问)姓谢的什么时候要你去打的?(答)昨日(九日)出厂,十二时来找我的。(问)你为什么打的?(答)姓谢的叫我去打的。(问)你是国民党党员吗?(答)我是国民党党员。(问)用什么东西打的?(答)姓谢的和姓顾的等打的,他们二人,都是国民党员。顾子林在兵工厂做工,再有陈全发,无锡人,也是党员,他也去打的,其余的人不认识。(问)你们几个人同去?多少人打的?(答)三人同去的。七、八人同打的。(问)你既去怎么不打,并有同学证明你在打?(答)打了穿西装的一拳,打在腰部。(问)姓谢的叫你打,给你多少钱?(答)没有给钱,因为大家都是党员。(问)你的淡色长衫实在何处?(答)姓谢的拿去了,在小西门城口分局门前,姓谢的叫我脱下来,由他拿去,警察未干涉。(问)衣服有多少血迹?(答)在袖口上有一块血迹,就是由穿西装的(中大代表)口中吐出来的。(问)那一个是你们的领袖?(答)就是叫我去的,姓谢的。(问)有没有带手枪?(答)我没有。姓谢姓顾都带的。(问)少年宣讲团里面,学联开代表大会时,进去的么?(答)姓顾姓谢姓陈的都带了手枪在里面。(问)到学联在什么地方集合的?(答)约好在学联门前集合。(问)有便衣侦探进去么?(答)有五、六个便衣侦探在里面,并有手枪四五枝。(问)你们把北大代表绑到什么地方去的?(答)我们商定打过后,就用汽车送学生往公安局去。
  民众法庭将凶犯审讯之后,就出两个拘票:第一捉拿公安局长陈希曾,第二捉拿市党部常委陶百川,因为这次事件,据张群市长自己承认是他们两人主使的,张市长亦受他们蒙蔽,事先完全不知。然而两个主犯都逃跑了。党部亦被民众捣毁。各报将审询情形及凶手口供尽行披露,可是第二天各报纸都被党部扣留了。只有申报能够冲破一切困难发行出来。一切真象都被民众揭穿了。
  次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为此事发了一个宣言:
  “上海市党部假名指导,干涉民众运动,由来已久,自此次抗日救国运动发生以后,该党部更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竟于本月九日,勾结公安局四布侦探,嗾使暴徒,掳架北大同学代表许秀岑,攒殴中大学生代表江緜孙,以本市党政机关,出此绑匪行为,实属卑鄙恶毒,达于极点。此而不群起反对,则不但爱国权利,剥夺殆尽,我全国人民且将无噍类矣!为维持正义起见,本会主张除已请通缉本案要犯陶百川、陈希曾外,并应查缉与本案有关所有主从人犯到案,依法严办,以为摧残国民爱国运动者戒。特此宣言,并希各界急起一致主张。”
  在这一次事件的教训之中,我们应当有以下几点认识:第一,目前的党政机关是摧残民众爱国运动的罪魁恶首,其阴险毒辣的程度,要胜过北洋军阀时代万倍。第二,党部及党员以破坏民众运动为中心工作之一。第三,人民的生存权利,必须要以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向统治阶级争取,必须由人民自己创造出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来保障。
  十一 我们在归途中
  这一次的示威运动,北大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不愿成为北大单独的运动,不过只是北大同学的精神和力量,踏上反抗途径的第一步,冲破全国民众的苦闷,使全国民众运动一致汇合起来,以全国民众伟大的力量来解决中华民族当前的危机以及民众自身的问题。我们深信民族解放的利益必须与民众切身的利益合而为一,才有它真实而且深刻的意义。不然空口对劳苦的大众喊“为国牺牲”,“共赴国难”,便是高等华人们欺人之谈,民众根本就充耳不听。
  学生示威运动是有它一定限度的。这个运动只是更广大的民众运动的一个序幕。在这个序幕之下,如果没有更雄厚的民众力量出来,学生运动必然要遭受到残酷的失败。北大示威团直等到北平、济南的五千学生都抵定南京之后;上海安徽各地的学生都相继向南京出发,这时候,报纸上对于“示威团”三个字已不觉其特殊奇怪,就决定有赶紧回到北方来,开展北方的民众运动与首都的学生运动遥相呼应的必要。同时,示威团又接到留校同学的电报,知道留校同学因被军警阻拦,未能登车南下;而且同学还遭受了统治阶级的逮捕和殴打,校内宿舍亦被严厉的检查。北大同学分离在北平、上海、南京三个地方,三个地方的同学都遭受了同样的逮捕、殴打和捆绑。因此,为团结我们的力量起见,我们有赶紧回到学校来的必要。但是,我们的意志须要向南京的各地示威团的几千同学交换,我们须要向他们商量如何扩大民众的反日运动,如何以民众的力量来打破帝国主义强盗们的阴谋和诡计。因此示威团决定留下十八个同学组织一“留京代表团”,继续示威团的一切未完的工作。示威团于十一日下午由南京出发。从中大到浦口的途中,我们散发了“告别中大同学书”,“告别首都民众书”,我们向他们恳切的表示:我们并没有与他们别离;中国的危机正在逐日加深;我们只是要回到北方来冲破北方的沉闷空气,劈开北方民众反日运动的康庄大道;在中国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要永远地和他们以及全国的民众,站在一起。晚间十一时,我们离开南京。火车蠕蠕行动,遥望大江彼岸,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在,也有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向他们表示两种不同的努力:与前者反抗;后者提携!
  留京代表团,秉着示威团的意志,留京三日,与来京的各地学生,交换反日意见。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大、北大发起召集平、济二十六校代表谈话会,询问各校来京的意义及沿途经过,并向各校报告在京奋斗的情形,且致慰劳。十三日,复由中大、北大共同发起召集平、济、沪、京各校代表联席会议。到北平十二校代表、济南十四校代表、南京八校代表、上海中等以上学校抗日联合会代表共四十五人。由中大主席,北大记录,议决:(1)组织平、京、沪、济各地学生示威团联合办事处;(2)筹备总示威;(3)统一宣传及口号;(4)统一指挥及纠察;(5)通电全国民众定期一致总示威;(6)召集全国学生代表,组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总会。
  十四日,留京代表团因所负使命,已全体完成;同时派往上海的代表,亦相继返京,遂决定即日起程回平。下午三时,复召集平、京、沪、济各校代表举行茶话会,向各校青年战士,正式告别,并征求各校代表交换今后反日运动之方针。各代表相继发言,皆一致表示:“我们只有坚决地,对内站在被压迫民众的立塲;对外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与国内、外的诸敌人奋斗到底!”
  散会时,由上海代表率领,高呼口号:
  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
  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强盗!
  反日青年战士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留京代表团十四日晚间七时离京,十六日上午十二时抵平。北大南下示威运动即此告一段落。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北大南下示威运动告一段落的当天,南京政府就举起刺刀,对于在京示威的青年,开始了兽性的残杀!而今死难者的血迹,已经被走狗们埋殁得干干净净。各地的压迫声与虐杀声又不绝地配着日军的屠杀声相应和。太原的党部继南京政府之后向青年群众开枪,死伤学生二十余人。唉!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一切都成为过去了,一切正如屠户们所期望的“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了,然而我们这些后死者,却时时闻到死难者的血腥!如果我们自己不甘心沉没在无底的血海里,我们并应当加紧起来,用鉄的战斗力,要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偿还血的债务!
  ——“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 1932年1月15日出版、国立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编印
  (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史教研室王禹夫同志藏)

 

 

(193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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