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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九、二十两期“先驱”上所登载的敬云同志的两篇文章后面都附加了几句话，激起了敬云同志这样一篇洋洋大文，纠正了我许多错误，指示了我正当方向，这是我所深深引为荣幸的。不过，敬云同志这篇文章，也有一些是我所认为误会我的意思的，也有一些是我所十分怀疑的。如果认真请教起来，也许可以写上几万字的疑问。现在为篇幅所限，只得简单说几句吧。
我想，如果敬云同志能用公正的态度来看我在“先驱”上所发表的文章，至少对于我的意思的误会不会如此之甚。现在我只能指出几个重大的误会。
（一）“智识阶级专政” 在我所有的智识范围内，我们如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应认“智识阶级专政”的主张是荒谬绝伦，即连“智识阶级”一名词都不能成立，智识分子大半站在生产关系之外，何能认为社会阶级？如果敬云同志始终不认明“阶级”的意义，以为“智力好比是发纵指使的脑筋”，“是引导者”，那主张“智力”在社会革命上占一要素的人，就是主张“智识阶级专政”的人，则我尚有何说？不然，还希望敬云同志睁开眼睛看一看苏维埃俄罗斯及本国的事实，不要一味以加人罪名为能事。
（二）“工人的经济力” 一个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总应该明白社会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占领工厂，农民占领地主的土地，工兵农代表会议掌握政权”就算成功，而最重要的实在于生产的社会化，生产力发展。敬云同志如果连这意义都不明白，把革命时的经济力认为暴力，那“真是奇妙不可思议”了。我不但不能承认我在社会革命上看重工人的经济力是错误，并且我相信这是主要的力呢。
（三）“社会革命” 从马克思主义的见地来说，社会革命乃是从这一个社会制度变革到那一个社会制度的意义，以现在的事实来说，乃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意思。既然是一个制度整个的变革，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单指夺取政权的瞬间为社会革命。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以实现社会革命为自己的任务，高呼“社会革命”乃是当然之事，决不是发疯。
（四）“学生运动” 我所说的学生运动，乃是我们在学生中活动的意思，与敬云同志的意思不同。敬云同志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学生如何如何，我认为与我所说的没有什么关系。我始终没有说过学生这一个社会群全体有如何如何很大希望的话，我只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应在这一个社会群中找出一些同情者和援助者出来以促进我们革命的成功，在中国这无产阶级幼稚的国家要实行社会革命，向学生中的活动在学生中求得我们的同志是很重要的。
（五）“支配社会生存的实权” 我所说学生没有支配社会生存的实权，就是说学生是站在生产关系以外纯属消费者的意思。劳动者虽处被支配的地位，然他握有劳动力这武器，可与资本家斗争，一旦罢起工来，可给现存社会以大打击，或竟可以危及现存社会生存。而学生则不然，即使全体罢起课来，于社会生存也是无何等关系。敬云同志对于此点未免误会太甚了，以致说出学生“要在毕业后握着支配社会生存的实权”的话，形成与我正相反对的意见。
以上是解释几处重要的误会。以后再略微说述我对于敬云同志前文的怀疑。
（一）“经济的动机” 在敬云同志的意思，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任何群众运动，都认为有“经济的动机”，然若“忘记了各种群众运动背后的经济动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据我的浅学，却至今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这么一回事。固然有许多群众运动起于“经济的动机”，但不是一切群众运动都起于“经济的动机”。我不知道敬云同志所称道的学生的“教育独立”，“同情罢工”等运动，是起于什么经济动机？马克思主义是否主张把人类一切活动都归纳于“经济的动机”这一点？
（二）“社会革命的实现” 敬云同志以为我的“最大的错误”是在于“忘记了国民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之历程”，这一层我不必答复，只要看我在“先驱”上所发表文章便知。不过我此地要指出的是：敬云同志的最大错误是在于迷信社会革命的实现，要在资本主义发达阶级分化之后。他以为“中国的产业是必然发达的，因为英、美、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会将他们的剩余资本移植中国，修铁路，开矿山，设机器工厂、钢铁厂和发展农业”，以完成中国之“资本制度”，促成中国之“阶级分化”。等到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原文虽用“产业发达”四字，然看上下文即知其为资本主义的产业发达），阶级分化之后，然后再由中国无产阶级来实行社会革命，到那时再由敬云同志来大呼社会革命。敬云同志这种“实际主义”，真未免太“实际”了！像这样，敬云同志又何必避提倡“资本主义”之名呢？
此外如敬云同志相信小资产阶级能够革命等等意见，都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请教。他日有机会时，我想更详细地发表我的怀疑。今天只得算了吧。
最后，我要声明一句，我与敬云同志此种讨论，于同志的感情是毫无损伤的。我们见面时，彼此都很好的。我们俩的脾气，就是都有点感情用事，这也许是青年所应有的吧。
——“先驱”第二十五号 1923年8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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