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国大罢工

　　巴黎当地时间11月13日晚8点，法国铁路工人开始全国大罢工。这场大罢工来势凶猛，矛头直指“特殊退休体制”改革。

　　法国退休制度规定，职工在职期间必须定期向政府缴纳退休集纳金，退休后才能从政府领取退休金。长期以来，铁路、电力、天然气和海运等16个部门的国营企业职工只需缴纳37年半（比其他行业的大部分人少两年半）的退休集纳金，并且可以享受到最早50岁退休的特殊待遇，这就是所谓的“特殊退休体制”。此外渔民、神职人员、公证人员、巴黎工商会人员、议员、波尔多自治港职工、巴黎国家歌剧院职工和法兰西戏剧院职工等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也都享有各种类型的特殊退休制度。由于37年半所交纳的费用并不能支付提前离职职工的退休金，国家必须对亏空部分进行补贴。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明确提出，这种不合时宜的“特殊退休体制”应当予以废除。9月初，法国总理菲永宣布新政府“特殊退休体制”改革已经“准备完毕”。根据改革方案，享受“特殊退休体制”的职工缴纳集纳金的年限，将向其他行业“看齐”，从过去的37年半延长到40年。由于改革涉及行业广泛，牵扯到50万工人和110万退休工人的利益，改革方案一经出炉，便引发了这场大规模的罢工风潮。

　　早在十几年前，法国政府就酝酿取消这一特殊政策。因为对国家来讲这是个沉重的负担，同时铁路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与1855年制定这一政策的情况相比可谓天翻地覆，特殊艰苦的问题早已不复存在。法国公众对“特殊退休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断产生质疑，现在的罢工不是当初的“不能生存”，而是要求维持特定群体的既得利益。五六十年代也有罢工，那时确实有工作状况差的不公现象，而如今人们罢工是为了如何少工作多拿钱，是被“社会温床”惯坏了。

　　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劳资关系逐渐紧张，罢工成为工人阶级最基本、最常用的斗争方式。在整个19世纪，罢工被大多数国家视为非法行为。二战后西方国家劳动关系总体趋向和谐，并逐步建立起劳资协议、集体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一系列制度。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工人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得以改善以及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工人罢工浪潮有所回落。但近年来罢工在许多国家又有抬头的趋势。

　　法国似乎最为罢工运动所青睐。不同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下的政府倾向于对罢工者采取高压政策，法国罢工往往以政府妥协和罢工者的胜利而告终。为争取更多福利，每年9月底10月初国民议会复会讨论下年度财政预算的时候，法国也就进入了罢工的高峰季节。自从法国大革命废除了贵族特权、地方特权和社会团体特权，崇尚平等和反抗压迫便成为法国人的特性。宪法赋予了公民罢工游行的权利，人们热衷于将街头抗议作为反映政治诉求的途径和方式，为捍卫自己的权益会随时走上街头“呐喊”， 罢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

　　同12年前一样，这场罢工的直接导火索还是退休制度的改革。1995年希拉克和朱佩推出的“特殊退休体制”改革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并造成了5.33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有舆论显示，尽管这次改革方案牵扯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但人们很清楚，“特殊退休体制”改革终究还只是导火索，法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法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历史关头。

　　其实，法国面临的困难由来已久，并在欧洲许多福利国家普遍存在。上世纪下半叶，欧洲发达国家建立起引以自豪的高福利社会模式，然而这种自豪近年来正使欧洲不堪重负。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研究中心认为，欧洲大陆正面临日益严重的人口和养老金危机，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改变欧盟以及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解决不好人口老龄化问题，慷慨的国家福利制度就会坍塌。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欧洲27国人口将会以6%的速度下降到4540万。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将产生惊人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届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养老金领取者与工人之比将达到1：1。据德意志银行估计，德国人平均将29%的工资交给国家用于养老金费用，而意大利则接近33%。近年来，各国政府一直被这一问题所困扰。

　　法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人均GDP从世界第 7位跌落到第17位，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在欧元区国家中一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公共债务数额巨大，国家收入严重不足，社会支出从1980年占GDP的20％上升到33％，难以达到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的60%以下的指标。同时，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平均失业率常年徘徊在10%以上，年轻人的就业状况更为严重，平均失业率高达23%，某些社区甚至高达70%。处在社会下层、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移民青年难以就业，精英阶层的年轻人也难以找到工作。青年失业已成为法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此外，法国人工资较高，在全球化背景下，出口越来越困难，贸易赤字不断增加。许多企业为降低成本而相继外迁，法国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差。

　　社会公正一直是法国社会的价值追求。二战后，法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全方位、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理论上提供了完美的社会模式作为物质支撑基础，通过征税和社会摊派进行“二次分配”，国家承担各种社会风险。法国宪法把公民权利扩大到经济社会领域，承诺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形成面向全体公民、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涵盖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家庭补助等各个方面，每年开支约占GDP的25％。法国宪法还规定，国家保证所有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公立小学到大学都向公众提供几乎免费的教育，教育成为法国仅次于社会保障的最重要公共开支，近年来每年投入占GDP的7.3％左右。然而，这样的社保制度却导致了一些当初显然未曾预料的现象，即“局内人”与“局外人”相互隔离。有工作岗位的“局内人”反对对己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改革，而对失业的“局外人”来说，相当优厚的失业待遇足以维持生存，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自愿失业群体。就业人口养活着数量相当可观的失业人口，这是战后法国也是许多欧洲国家失业率几乎始终维持在两位数的重要原因。一位法国画家对现状感到惋惜，认为“这个国家的制度使某些人只想获取，黑人不想工作，年轻人也不想工作，真是发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发展的经济状况使法国无力支付庞大的开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的体系的负面效果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随着法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交纳退休集纳金的人数在下降，而领取退休金的人数却不断上升，政府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都先后通过了新的就业法律，然而劳务市场的灵活性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窃取了民众抵御经济风险的保护伞，剥夺了所有法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不是真正的就业机会，而是“垃圾工作”和卖身的“奴隶合同”。法国人表现出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过度迷恋，难以适应新的发展变化。

　　尽管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但仍得到了大多数法国国民的支持，六成国民认为改革打破特定群体的既得利益，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颇为值得关注的是法国年轻人对这场罢工的态度。二战后西方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正临近退休。法国年轻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年轻人一样，面对着许多问题。比如，一个30岁的法国人在1975年比一个50岁的人收入少15%，而现在则少40%。年轻人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并身负债务，不知何时才能买到房子，但还要支付老一辈人继续高筑的公共支出。美国《新闻周刊中文月刊》近日撰文称，欧洲婴儿潮造成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已严重影响到青年一代的生活。

　　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主持第一次“公共政策现代化”工作会议，研究如何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推动经济现代化和改善公共开支状况。面临债务“滚雪球”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预算部长韦尔特提出最迟两年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并将公共债务控制在GDP的60%以下。为此，政府将采取措施提高对税收和社会福利的管理，并将从明年开始在未来5年内逐步推行包括鼓励企业发展、帮助家庭摆脱贫困、改善居民住房状况和促进就业等在内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

　　事实上，法国的改革与目前欧洲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英国早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就进行了强行改革。施罗德时期也曾大声疾呼，“人口减少和老化会使我们的医疗和福利制度难以支撑，许多东西都必须变革”。默克尔上台后，德国左右翼联手向工会“宣战”，迫使德国社会接受一系列痛苦的改革。值得回味的是，一些人把萨科齐改革与1984年撒切尔夫人对煤炭工人福利政策的改革相比较，认为如果他坚持改革，则有望成为另一位通过改革推动国家向前的铁腕人物。除此之外，人们对英国煤矿工人长达一年半的大罢工惨遭失败也记忆犹新，希望“19岁生日那天，我得到了一张工会卡和一件结婚礼服”这首英国老歌不要成为法国工人的悲伤回忆。